从主权移交、七一游行，再到反修例运动与后《国安法》时代，7月1日如今对香港人来说意味著什么？“七一”29週年前夕，前社民连主席陈宝莹与宏福苑大火连署发起学生关靖丰接受德国之声采訪，谈他们眼中的香港变化。
一如近年的7月1日，中国国旗及香港特区旗旗海在香港市面无处不见。早在几个星期前，“特区成立29週年”的标语已经到处挂满。对于香港特区政府而言，“七一”是头等纪念日，意味著1997年香港回归、特区政府成立週年。
亲北京港媒《星岛日报》6月29日公布调查，指将近70%受访者对本届港府与特首李家超的表现感到满意，两项指标都高过去年。
这项调查没有提到宏福苑大火后，市民满意度有否改变；非随机抽样的网络问卷调查，也使其公信力受到怀疑。不过在后《国安法时代》，香港公民团体几乎化整为零，敢于对特区政府施政提出不满的市民确实越来越罕见。
关靖丰（Miles）是其中一位少数敢向港府提出问责诉求的港人。他在宏福苑大火的第二天发起联署，要求独立调查、问责官员。有传媒报道他之后因此被捕，也被中大开除学籍。
对于Z世代的他来说，“七一”是一个讽刺的日子。
关靖丰出生于2001年，香港移交时还未出生，更遑论有记忆。对他来说，1997年的“七一”是中国承诺继续保障港人权利的一年，但“我们看见这些承诺一步一步流失”。
“在‘一国两制’之下，或者在《基本法》之下、主权移交后的现况下生活，这件事其实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暂时就是这样。所以对于成长阶段来说，这些东西像是融入背景一样，你未必会特别去思考它。但当去到一些很重要的政治时刻，当《基本法》的承诺不断被践踏、我们权利不断被剥夺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停去想这个日子（七一）。这个日子对在很多恐惧下生活的香港人来说是挺讽刺的。”关靖丰告诉德国之声。
2003年的“七一”，超过50万市民上街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此后，“七一”这天成为每年港人上街游行示威的日子，直到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合法的“七一”游行示威才被强行压下。
关靖丰说，他对2003年以后的“七一”游行记忆非常模糊，但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当时还是高中生的他，参与了最后一次港警发出“不反对通知”的七一游行。他形容：“20年的‘七一’，政府人士说是‘二次回归’。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我们的权利、主体性，被第二次剥夺。”
去年“七一”前夕，亦是香港民主派政党社民连解散的日子。最后一任党主席陈宝莹说，自从社民连2006年成立以来，他们从没有缺席过七一游行、示威。
陈宝莹向德国之声表示，一般香港民间参与“七一”的大游行，其实就是民间活力的体现：“官方说的除了（七一）回归祖国之外，另一个最大的（承诺），就是给香港有高度自治——马照跑，舞照跳，生活方式不变嘛。但是最近这几年大家看到了，根本就是面目全非了，‘高度自治’这点，已是名存实亡。”
近6年“七一”本来还剩下社民连陈宝莹在街头摆摊，拿麦克风放送。但随著社民连去年6月30日解散后，今年街头已听不到异见者的声音。
当时的解散记者会上，陈宝莹是这样说的：“我们理念是公民直接行动，透过组织、请愿、游行、公投，鼓励市民为自己权利发声，推动公民权利，信念是‘没有抗争，哪有改变’，以非暴力争取各种社会保障，鞭挞不公不义的政策。”
接受德国之声采訪时，陈宝莹回到一年前举行解散记者会的场地。过去一年不止社民连，还有民主党都先后解散，陈宝莹回想，即便社民连这一年还未解散继续发声，对政府的压力都已非常少：“悲哀的情况就在这里，这个政府连这么小的异议声音都不能容忍。”
今年“七一”，香港特区政府除了金紫荆广场升旗和会展庆祝酒会，还将首度与驻港中联办联合举办中共建党105周年庆祝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
今时今日，“七一”在香港的氛围与过往已大不相同。但对于陈宝莹来说，她记忆里的“七一”还未成为过去式。她说，以往民间会趁这天表达各种各样的诉求，由民主、环保、同志平权等都有，如今“虽然受著很大打压到窒息，我觉得我们民间社会有机会的话，应该都要保持活力和多元诉求。”
关靖丰也认为，香港社会依然存在不一样的声音。
“从铜锣湾走到金钟的这些经历，即使后来在体制的框架里逐渐被压缩，但它们仍然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以及日常生活的感受之中。我相信，正是这些经历，让我这一代，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一辈，都能感受到这些日子的重量与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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