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朱镕基最深刻的印象，来自那句广为流传的话：
“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姑息手软。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
这句话契合华人社会的价值观，也塑造了朱镕基铁腕反贪的公众形象。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最后那句“一口留给我自己”。他很清楚政治这潭水，没有人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因此，若只把朱镕基理解为一位“反贪总理”，也未免过于简单。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有两位总理始终绕不过去：一位是赵紫阳，另一位就是朱镕基。朱镕基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在于他说过什么，而是他任内推动了一系列牵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军队与商业之间关系的重大改革，奠定了今天中共体制的样貌。
三项改革，奠定今日体制
其中至少有三项改革影响深远：
第一，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改革以前，地方政府掌握的财政资源越来越多，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财政失衡的结果，一是中央缺乏主导权，凡事必须与地方讨价还价；二是各地发展落差扩大，中央却无力调控。
分税制改革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与共享税，大幅提高中央的财政汲取与调配能力。今天中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以及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和转移支付的依赖，都可以追溯到这场改革。
第二，1997年至1998年的国有企业改革。
当时大量国企长期亏损、冗员严重，却因为“国家企业”的身份，仍然依靠国有银行不断输血。与此同时，这些银行也累积了庞大的不良贷款。
朱镕基推动“抓大放小”、兼并破产、减员增效，同时整顿金融体系。这场改革切断了部分亏损国企与国有银行之间长期形成的输血关系，把不赚钱的国企合并、解散或裁员，改变了中国国有经济的结构。
第三，1998年推动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与经商办企业脱钩。
这也是广为人知的反贪政绩。1998年7月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之后，中共中央要求军队、武警部队及政法机关全面退出商业活动，并组建专职缉私警察队伍，实行海关与公安双重领导、以海关领导为主的体制。
这项改革针对的是“权力经商”，切断的是一整套已经与军队、警察和执法机关利益绑在一起的商业网络。今天回看这些政绩，人们很容易把它们视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很容易把改革想象得非常简单：仿佛中央一声令下，官员就会一一跟从，政策就会自动落实，问题只在于领导人愿不愿意下决心。
改革从来不是一声令下
但现实从来不是这样，改革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改革必然面对许多阻力。
“改革开放”在中共内部从来不是毫无争议的共识。尤其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高层由保守派主导，虽然不主张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但对于改革应该走多远、市场应该开放到什么程度、国家应该保留多少控制，始终存在分歧。
因此，改革不只是提出一句正确的口号，而是口号背后的路线必须说服或压制政治上的反对者。国企改革尤其如此。国企的规模，以及它给予员工的优渥待遇，长期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象征，对国企动刀本身就带有极大的政治风险。
更何况，改革涉及权力、资源与利益的重新分配。任何真正的改革，都会制造新的反对者。
例如，推动分税制，必须说服地方政府交出部分财权；推动国企改革，必须触动企业管理层、地方官员与既有利益集团；要求军警退出商业，更是直接碰触掌握强制力量部门的经济利益。
因此，这些改革与查处之所以推得动，前提是党中央确定了方向，邓小平与江泽民提供了最高层的政治支持，朱镕基则负责设计政策、协调利益与推动执行。两方的配合缺一不可。
其次，改革必然带来代价。
以国企改革为例，它确实提高了国企效率，也避免亏损国企继续拖累金融体系，但代价是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失去原有的工作与福利保障。1998年至2000年间，几乎每年都有约700万至900万工人下岗；截至2003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约2818万人。
受伤最深的是中年工人。他们按照国家与社会拟定的规则循规蹈矩地走进国企，却因为年纪渐长、失去劳动市场上的优势而被裁员；原本依附于单位的住房、医疗、养老与教育保障一夕瓦解，而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这不只是收入问题，也是一整套价值观的崩塌。
万能青年旅店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唱的就是这场改革的负面遗产。
朱镕基去世后，互联网上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根源正在于此。
问题是，朱镕基当年难道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吗？在迫在眉睫的财政与金融压力面前，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注定有牺牲者，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如何衡量取舍，如何在明知代价的情况下作出决断并承担责任，这才是领导者的风范。
第三，改革需要强大的执行能力。
分税制改革不是中央发一份文件就自然完成的，而是在不断谈判、施压、妥协与修正中落实。1993年下半年方案出台后，一些地方政府反应强烈。朱镕基没有只让财政部发文，而是带着财政、税务等部门的负责人亲自下到地方，与各省领导逐一协商税收划分与财政安排。
这也是朱镕基值得敬佩之处——他不仅提出改革方向，更懂得把政治决定转化为具体行政行动，并且懂得运作政治来落实改革。
中国改革对安华政府的启示
这对今天的安华政府同样具有启示。中马两国的政治制度当然不同，但改革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相通的：改革目标是什么？优先次序在哪里？既得利益如何处理？社会代价由谁承担？政府又准备投入多少政治资本？
安华的问题在于许多改革缺乏清楚的大方向与底线：当政策碰触官僚体系、政党利益或执政联盟内部的阻力时，往往选择撤回、放慢、搁置或降低尺度，最终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不温不火。口号不少，社会却难以判断政府究竟准备改什么、改到什么程度，又愿意为改革承担多少政治代价。
此外，安华政府也没有一套类似“江朱体制”的分工，即有人负责处理政治问题，有人负责推动具体的政策执行。今天所谓的改革，更像是各个部门各自清理各自的沉疴宿疾，而不是一场在政治上有明确大方向与边界、逻辑一贯的改革；更少见有人在做舆论铺垫、政治沟通、谈判与说服的动作。
在改革的路上，我们的领导应该多学习朱镕基的经验，等政权稳定了，再来研究习大大的治国理政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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