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金马仑高原的议长大会开完了，开普敦的英联邦议会大会也回来了，州议员的干训营告一段落。照理说可以喘口气，可是天生劳碌命，十月竟然和九月一样忙，忙的是另一件事：议会外交。
这段时间，我拜访了乌克兰、科索沃、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五个东欧国家在马来西亚的大使馆，展开了一轮议会交流。
东欧的共同经历
这5个东欧国家都不是英联邦国家，地理上离马来西亚很远，政治和议会体制也和我们一般熟悉的英联邦国家不一样，但是历史上却有一条共同的线：它们的人民都曾在共产体制下遭受压迫，经历过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的痛苦。这些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先后走上民主道路。一些国家甚至曾经经历内战，国土切割分离，现在更面对更多地缘政治纠纷与问题。
30多年过去，民主在那里的日常生活中已经不是口号，而是需要非常努力经营的日常。只是这条路并不平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这些国家来说，战火就在家门口。地缘政治不是国际新闻版上的名词，而是每天早上打开窗就感受得到的现实。我们谈地缘政治，多半是在谈贸易和投资；他们谈地缘政治，谈的是国家、人民和边界到底明天还在不在。
从罗马尼亚的历史看见民主的代价
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也比我们想象中厚重。
罗马尼亚大使因官邸还在装修，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拜访。罗马尼亚是东欧唯一一个拉丁语系的国家。从“罗马尼亚”这个国名，大概就可以勾画出这个国家的语系。
我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是上世纪80年代末在电视上看到广场上的示威群众，手里举着中间破了一个大洞的蓝、黄、红垂直三色国旗。原来，这个大洞原本是代表共产政权的罗马尼亚国徽。罗马尼亚人民后来通过流血政变推翻并枪决独裁者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șescu）和他的夫人，也是全东欧最后几个摆脱共产体制的国家之一。
第二个印象，则来自Netflix里的15世纪罗马尼亚统治者弗拉德三世（Vlad III）。弗拉德三世因多次抵御奥斯曼帝国，在罗马尼亚被誉为民族英雄。他也因血腥残酷的穿刺刑罚而与吸血鬼德古拉（Dracula）的传说联系在一起。
多瑙河畔，也有“伦敦的感觉”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国会大厦，临多瑙河而建，常被拿来和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相提并论，当年的设计也确实参考了威斯敏斯特宫的哥特复兴风格。
布达佩斯的地铁更是欧洲大陆第一条地铁。伦敦的则是整个欧洲第一条地铁。之前写金马仑，东道主要给议长们“伦敦的感觉”；原来，另一种“伦敦的感觉”，就在多瑙河边。
这些国家的大使当中，最积极的是匈牙利大使。我们来回几次，就敲定了接下来好几项对接安排。我还在翻日程表，他已经把下一站排好了。有一次我到马来亚大学亚欧研究院，又碰见了他，可见他跑得比我还勤。后来，他还安排了匈牙利的穆斯林团体参观雪州议会和雪州伊斯兰大学（UIS）。
科索沃则是最近才和我国建交。值得留意的是，科索沃因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反对，迄今无法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大使馆的参赞非常感谢当初我们协助科索沃中心训练和组织他们的警察部队。
接下来，我也打算邀请更多大使到雪州议会参观。议会的大门本来就是开给人民的。现在开放给全世界，也不过是多走几步。
值得借鉴的经验
为什么是东欧？我觉得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参考。
第一，民主已经是不归路。这些国家吃过威权的苦头，所以特别珍惜选票、议会和新闻自由。他们的民主也有吵闹、有民粹、有倒退的时候，但没有人认真想走回头路。对一个还在推动议会改革的州议会来说，他们走过的弯路和找到的出路，都是现成的教材。
第二，科技和工业。这些国家不是只有古堡、教堂和历史文化，它们还有相当成熟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实力。他们结合了苏联时代积累的技术和知识，再融入后来的西方科技和资本，不少已是欧洲制造业供应链里的重要一环。这正是马来西亚，特别是雪州，希望往上爬的方向。
三十多年后，他们已经跑在前面
说到这里，有一件事说来有点羞耻。
柏林围墙倒下的时候，这些国家刚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百废待兴；那时的马来西亚，正处在高速增长、意气风发的年代。三十多年后，按世界银行的数据，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我们的一倍半到两倍多。乌克兰和科索沃受战争和建国历程拖累，还在追赶，但也没有停下脚步。
例如，乌克兰大使告诉我：“马来西亚以前向俄罗斯购买的战斗机，现在连俄罗斯也不愿意帮你们维修了，为什么不找我们？我们有他们的技术零件，西方战机也行。”我听了只能笑而不答。
斯洛伐克大使告诉我，该国的核能发电技术虽然不比中国大陆老厉害，但是全国一半以上的电力来自核能发电。以国家人口比例来看，斯洛伐克是一个很值得马来西亚对比和参照的国家。
其实，马来西亚不是没有进步，只是人家跑得更快。当年我们以为自己在前面，回头一看，人家已经超车了。
为国际交流多开一扇门
后来，在雪州政府主办的第10届雪州国际商业高峰论坛和博览会上，我又认识了更多来自中欧和东欧的大使。聊起来，大家都有点意外：原来外交也可以通过议会来进行。
这种新形式的外交不是我发明的，而是从国会和英联邦议会的朋友那里学回来的。在很多国家，议会之间的友好小组、互访和交流，早就是外交的一部分。政府和政府谈的是政策，议会和议会谈的是制度，议员和议员之间，谈的往往是更实际的事。
有一位大使告诉我，有时通过议员和议会，事情反而能办得更快。我明白这话的意思，但也要说清楚：在马来西亚，外交是联邦的权限，许多事情都是由行政权拍板定案。议会外交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多开一扇门，通过议会的大门来监督行政权的运用。行政门有它的规矩，立法门也有它的方便，两扇门都开着，客人才会来得更勤。
上个月，我在金马仑的山上看烟霾，在开普敦的清晨找天然冷气。这个月，换成把世界请进雪州议会。
议长的工作，说到底就是让不同的人坐在同一个厅里说话。原来，这件事在国内行得通，在国与国之间，也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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