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一个傍晚，正值和家人用餐之际，我接到了一通来电，请我紧急前往医院一趟。到达医院后，是个案的父母在急诊室外拥抱痛哭，而我19岁的个案则在ICU内被急救。原来当晚她和中学同学一同外游发生了车祸。同学是个血气方刚的少年郎，刚拿到驾照一个星期，父母便赠了一辆新车。他得意地载着我的个案去兜风，一时技痒酿成车祸，车子还被撞成total loss。
两天后，当我前往医院探访时，恰巧听到护士和她父母的对话。原来肇祸的少年本人只有一些皮外伤，车祸当晚在医院敷了一些药后，马上被家人接走了。而我的个案却是全身多处骨折，肺挫伤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在医院躺了两个多月，鬼门关前来回几趟。
主动目睹伤害，是最低限度的得体和人性
出院前一天，护士来传话，肇祸少年的父母倒是爽快，付清了全额的医药费，另奉上五千令吉的慰问金。可是拿着这些钱在手，我个案的父母没有一点欣慰。由始至终，少年人和他的家人，从未踏进过那间病房，用他们的眼睛目睹一切的伤害。
他们这种付钱了事的态度仿佛是，交了钱，就两不相欠谁也不必再见谁。没错，他们的钱包是厚的，然而修养却是刻薄的。
钱不是正义，但钱常常被当成正义的替代品。它背后是一种避责的逻辑：与其面对羞愧、道歉、被质问、被哭诉，不如把账算清楚，从此各走各路。但问题是，伤害不是一笔可以结清的账。骨折会愈合，肺挫伤会好转，但你撞了我，却连看都不来看看我一眼如何熬过生死这件事，会留在心里很久很久。
受伤的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赔偿，更多时候是肇祸者能主动走过来，不需要受害者去请、不需要受害者父母放下尊严去催、不需要律师发一封信、不需要法院下一道命令、甚至不需要社会舆论逼到无路可走，乃是自己的良知会告诉他：我的孩子伤害了你的孩子，我至少应该亲自去看一眼。这种“主动面对”，是最低限度的得体和人性，而不是高尚行为。
直面伤害的例子
回看2014年的台北捷运案，21岁的郑捷在江子翠站间的列车上持刀滥杀无辜，造成4死24伤，震惊全台。案发一周后，他的父母在江子翠站前公开现身，在头七的确切时刻，双双下跪向死伤者家属叩首谢罪。郑捷的父亲在声明中提到，教养出的孩子犯下滔天大罪，身为父母难辞其咎，认为一定有他们的疏失，并且开口要求枪毙自己的儿子，除了以谢社会，更坦言同样尝到家破人亡的苦果。其实，台湾的法律不需要他们这么做，他们大可躲在律师身后，一声不吭。可是他们没有。这种“主动面对”，是最低限度的得体和人性，而不是高尚行为。
叩首谢罪后，台湾有一批知识分子质疑郑爸和郑妈的作为，认为郑捷已是个成年人，应该为犯行负起自己的责任，父母何必为了社会舆论的攻击与责难而出面？这些知识分子巧言如簧，满口的理性或者法律程序，然而他们的心是凉薄的，把最低限度的得体和人性抹除在大道理之间。有一句话“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指的就是这一群人，淳朴重义的反而是市井小民。
再看美国。美国的法庭里，有一种叫做“受害人影响陈述” (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的安排。量刑之前，受害人或死者的至亲，可以站到庭上，对着被告，亲口告诉那个伤害他们的人，这些日子是怎么过的。有些州甚至立法，被告必须坐在栏里，不许缺席，不能回避那一双双看着自己的眼睛。2022年佛罗里达州Parkland high school shooting的量刑聆讯，便是一个极端的示范。凶手一口气杀了17人，受害者家属轮番上阵，足足对他发泄了好几天。教师Scott Beigel的母亲Linda Beigel对着凶手说，死刑对凶手来说太便宜了，她宁愿他被关在监狱里，和其他变态的重刑犯度过漫长余生，天天活在恐惧里，不知哪一天会被另一个变态杀掉；十四岁男孩Alex Schachter的父亲Max Schachter，则全程拒绝直呼凶手其名，只称他畜生，也希望牢里的狱友，能把受害家属的痛苦17倍奉还给凶手。
而这场审判里最富戏剧性的主角，却是辩方律师。Joaquin Oliver的父亲Manuel Oliver，在上台陈述时，毫不客气地回敬了辩方律师一根中指，辩方律师忍受不下侮辱，转头向法官投诉家属的言辞人身攻击得太过分，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被卷进了风波里，要求法官出面制止，却反被法官喝令闭嘴。这场面，看穿了，正是一边正在承受死亡的重量，另一边却连一根中指的重量都承受不了，还能道貌岸然地替凶手寻找辩护。
一根中指，当然不是正义。但有时，一根中指之所以刺眼，是因为它从一个已经被伤害到再也没有孩子可以失去的父亲手里伸出来的。那就不再是一根手指而已。
这样的场景，十分粗砺，可它到底是把凶手和辩护团队写进了“被直视”的程序里，变成了躲不掉的一环。这不是什么优雅的司法，但它至少让受害者的愤怒、悲痛、恨意，有一个正式的、被记录下来的出口。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合法的报复，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程序正义的极端形式。但无论如何，它不让加害者用“我不知道”、“我当时神志不清”来逃避。它强迫他直视自己造成的伤害。这种被法律强制的“面对”，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得体和人性，而不是高尚行为。
情理法情理法，三者本该互为表里
现在看回马来西亚。叶芯嫙案件审了差不多一年，结论是：凶手神智不清，送院，不算他的罪。至于凶手那一家，一年来人间蒸发。仿佛那把刀，是自己长出手来自行犯的案，与他们家庭的教养、家风毫无关系。而叶母除了在Facebook上留话，和召开记者会，在这个时代，一个母亲能动用的武器，大概也只剩社交媒体的点赞和转发数了。
她的悲恸，只能在庭外自生自灭，始终流不进审判那间房里去。加害者家属呢？他们没有精神失常，他们可以选择站出来，可以选择道歉，可以选择面对。但他们没有。为什么？
情理法情理法，三者本该互为表里，正义需兼顾法律的法理和道德的情理。美国制度不但给了受害人和家属发声管道，还强制被告在场直面不可回避，这样的程序即容纳了愤怒，甚至相信愤怒本身也有正义的价值；台湾制度同样给了发声管道，然而加害者家属却不需要等到法律的管束，而自发拿出道德担当，这样的社会相信道德超越法律，相信人心还有一把尺；马来西亚则是制度沉默，家属也沉默。我们的制度，都懒得替受害人争取一个被看见的场合，难怪那些家庭，可以那样气定神闲地，把沉默保持到底，连一个表演性质的道歉，都懒得排练。
只不过凶手家属可曾想过，过去的姑息造就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而这一次还有另一个儿子，即凶手哥哥看着自己父母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龟缩，不知成年以后又会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而这样没有最低限度的得体和人性的修养，马来西亚到底有多少？
▌延伸阅读: 余秋玲《心理有数》其他文章
版权声明 本文乃作者观点，不代表《访问》立场；本文乃原创内容，版权属《访问》所有；若转载或引述，请注明出处与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