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兰莪州政府决定不再更新瓜拉冷岳丹绒士拔养猪场执照，并要求业者在短期内迁往乌鲁雪兰莪武吉达卡，落实集中式现代化养猪场计划，原意在解决长期存在的环境污染与公共卫生问题，却意外引发一连串政治、族群、民生与治理层面的巨大争议……
2026年1月初，掌管雪州农业及基础建设事务的行政议员拿督依兹汉曾公开表示，只要丹绒士拔区内的养猪场在一年内符合“封闭式、零排污及设有缓冲区”三大条件，并确保零疾病发生，现有111家合法养猪场原则上可继续申请更新每半年一次的执照，作为短中期过渡措施。
州政府当时也强调，长期目标是在2030年前，落实位于乌雪武吉达卡、占地约500英亩的现代化集中式养猪区，届时所有养猪活动将全面迁移。
然而，政策尚未完全落地，局势却迅速生变。雪州苏丹沙拉弗丁随后发文告谕令，明确表示不同意州政府允许丹绒士拔养猪场继续运营至2030年的决定，并严正看待任何可能涉及大规模、出口导向的养猪计划。
殿下强调，原则上可接受小规模、可控的养猪业，以满足州内非穆斯林群体的食品需求，但认为在马来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雪州推动大规模养猪规划，既欠缺敏感度，也可能破坏社会和谐。
在苏丹谕令发表后，州政府立场随之转向。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随后宣布，州政府已采取初步措施，关闭丹绒士拔传统养猪场，未来将全面转向由私人领域推动的现代化集中养猪区模式。
据了解，丹绒士拔养猪场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当地居民多年来持续投诉恶臭、河流污染、苍蝇滋生等问题，相关争议自2010年延烧至今仍未彻底解决。苏丹殿下更指出，其宫邸位于瓜拉冷岳，亲身目睹并感受到养猪业带来的环境污染，认为不应再让问题以更大规模重演。
州政府亦坦言，传统养殖方式已被确认是异味、水质与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在非洲猪瘟肆虐、卫生风险加剧的背景下，现行模式已难以为继。
猪农陷入进退两难：搬迁无时间表、无机制
然而，在政策快速转向之下，首当其冲的，是长期在丹绒士拔与雪邦一带经营的猪农。
多名猪农代表与业者指出，集中式养猪区的具体地点、营运模式、建设进度、费用分担与过渡安排，至今仍不明朗。
瓜拉冷岳猪农公会直言，猪农“完全没有头绪”，既不知道何时能搬、要如何搬，更不知道在新园区落成前，现有养猪场该如何生存。
部分猪农强调，养猪业多为家族世代相传，农场建设动辄耗资数百万令吉，若在缺乏清楚过渡机制下停发执照，等同把业者逼入绝境。
前行政议员刘天球亦公开指出，在集中式养猪区尚未建成前，不发执照只会“冻结问题”，而非解决问题；若没有制度化、可执行的缓冲期与统一标准，只会制造更多社会冲突。
武吉达卡居民与穆斯林社会强烈反弹
与此同时，集中式养猪区选址落在乌雪武吉达卡，也在当地掀起新一波反弹。穆斯林居民、巫青团及伊斯兰党青年团相继发起抗议、网上请愿及报警行动，坚决反对在当地兴建占地500英亩的大型养猪场。
反对者质疑，武吉达卡已是全国最大垃圾土埋场所在地，垃圾车川流不息、臭味四溢，如今再规划养猪场，恐进一步冲击环境、公共健康与房价。他们亦担忧，该计划规模远超州内需求，背后或涉及利益输送与治理漏洞。
尽管州政府多次澄清，新养猪区位于垃圾掩埋区范围内，远离住宅区，不会影响任何族群，但社会疑虑并未因此平息。
雪州政府推动养猪业现代化、集中化，以解决污染与疾病风险，方向并非毫无正当性；但从执行层面来看，政策急转、沟通不足与缓冲机制缺位，已让猪农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也让新选址地区承受巨大社会压力。
当传统养猪场被要求关闭、集中式养猪区却仍停留在规划阶段，问题不再只是“该不该搬”，而是——在缺乏完整过渡期的现实下，雪州的猪农，究竟还能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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