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安法》上路，许多香港文人为躲避日益收紧的出版审查，纷纷走避台湾以求自由创作出版。台湾相对自由开放，是否有可能成为中港议题书籍在华语世界的出版新基地？德国之声访问3位自中国、香港来台的出版社、书店经营者，聆听他们的经验与看法。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出版审查日益收紧，过去3年间有许多香港创作者转至台湾，发表作品甚至开设出版社。部分舆论认为，相较于香港严峻的政治氛围，台湾的自由环境将促使台湾成为新的华语“创作天堂”，取代香港，成为中国敏感议题的“全球出版新基地”。
德国之声访问了3位在台湾经营出版社及书店的中国大陆及香港人——来自中国东北的“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延贺、香港文人暨“二〇四六”出版社总编辑邓小桦，以及独立书店“飞地”创办人张洁平。他们在台湾书业发展的年资与方向各异，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台湾书业市场的自由与限制，以及对全球华语出版趋势的看法。
中港出版寒冬，华语创作者缺乏出口
2023年台北国际书展本周开展，囊括欧美、日韩等海内外多国出版商。香港作家、诗人邓小桦3日也乘书展之势，宣布在台成立“二〇四六”出版社。
担任二〇四六总编辑的邓小桦1日表示，2020年后香港出版业的疑虑增加、处处是模糊的红线。除了来自官方的出版审查，以及创作者、出版商因为害怕越线而主动进行的自我审查外，还有书店、读者为免惹祸上身而不敢买卖敏感议题书籍的“市场审查”。
对此，富察延贺（笔名富察）表达了类似的观察。富察是满洲富察氏后人、13年前随家族来台并担任八旗出版社总编辑后，出版了许多观察中国时政、挑战传统中国史观及民族概念的书籍。
他表示，八旗的出版品，约有八成都带有中国官方不能接受的史观、视角和解释，无法在大陆销售。早年中港环境较为开放的时候，这类敏感的题材“有些在香港跟大陆市场卖得可能非常好”，但自2018年起，中国大陆的书商就无法再进口八旗的出版品，近几年香港的书店也不敢卖了，这些“禁书”因而无法再透过香港市场的灰色地带，以旅客携带的方式流往中国大陆。
针对香港出版审查收紧的情况，2022年在台湾创办独立书店“飞地”的张洁平也表达了担忧。张洁平是中国大陆的媒体人，此前曾长居香港，她在台北经营的书店经常举办台湾、香港议题的讲座活动。
张洁平举中国大陆经典禁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为例，表示“香港以前在华文出版界扮演很特别的角色，除了对香港自己的书写之外，中国大陆无法出版的题材通常都是在香港先出，再被其他的人看到”。
“所以现在香港这环境一旦没有了以后，这类题材就没有发酵的地方了，我不知道以后香港题材会不会也进入这个状况？”她说，在这样的状况下，不论是中国大陆或香港的敏感议题，若失去发表的舞台，“我觉得会让中国也好、香港也好，因为政治原因被压抑的华语创作者更难找到出口。”
中港创作者、书业赴台发展
富察表示，台湾自由的社会、政治氛围，使其在全球华文圈独具优势。邓小桦也认为，可以批评人和政府、可以“犯禁”的台湾是“全球华文出版的最前线”，加上香港如今的出版环境严峻，促使许多港人转往环境相对自由的台湾发表创作、开出版社，她自己亦是其一。
邓小桦表示，二〇四六成立的目的，是香港精神与文化的“兴亡存继”，未来规划以小说、文艺等出版品，依次服务台湾、香港、全球离散港人、全球华语使用者等消费族群，以台湾为据点、向全球读者扩散。
不同于香港色彩浓厚的二〇四六，八旗主要服务的是台湾本地的市场。富察告诉德国之声，八旗以“外部视角，在地思考”为宗旨，出版顛復主流史观及诠释的“中国观察”题材，与台湾近10年“转型成本土化认同和寻找自己”的社会氛围、读者需求一拍即合，吸引了一批台湾本地的消费族群。
然而富察也坦言，八旗的读者是一批小而分众的族群，比起市面上的主流、畅销内容，八旗出版的部分题材，“确实也受到了市场的惩罚”。
富察说：“台湾当然在出版上是自由的，但是台湾有很多历史，或者是地理的、岛屿的局限。岛屿本身天然就有封闭气质，所以台湾本身确实就有岛屿的一些思考的限制”，台湾大多数的读者还是相对关心本地相关的题材。
2022年在台湾创办独立书店“飞地”的张洁平也有类似的观察。
作为接触台湾书业市场的第一线人员，她表示：“要在台湾出香港题材的出版人一定会面对的问题是，香港作为一个议题，就跟任何议题一样，一定会退潮的。现在也差不多、基本上完全退潮了吧？（距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已经）3年了，尽管香港和台湾共享面对中国的经历和困境，但这么重的社会议题读者也不是非常关注。”
张洁平举自家书店为例，“飞地”的香港色彩鲜明，上门的台湾读者已经是对台湾以外的题材相对感兴趣的族群，但即使如此，“飞地的香港书柜基本上，主要还是香港人在买。台湾人除非能找到一些饮食啊、城市散步啊⋯⋯比较生活面向的（题材）”，否则不太会跨出平常的阅读习惯。
对此，邓小桦则认为关于香港的想像，不见得台湾读者就没有兴趣，即使题材与台湾本地不直接相关，但正如亚洲人也会关注二战集中营、犹太人等议题，希望二〇四六的出版品能跨越“地域”，跟台湾以及世界各地的读者起共鸣。
她说：“你可能没有在2019年的香港街头，但是可能你对一种为理想付出生命的热血有感应，或者你对被压迫这件事情有反应⋯⋯一个跟你完全不同的他者的生命情境、一种热血、一种反抗、或者一种流离失所的离散状态，这些都可以唤醒你的兴趣吗？我们就是想问台湾读者这个问题。”
台湾书业无暇顾及中港议题
对于台湾的自由环境，会否促成台湾成为全球华文出版的新基地，张洁平并不乐观：“（台湾）有自由的条件，不见得就会成为中心，那也要看有没有足够的读者。”
“台湾的出版物大部分都是本地读者在消费，这会倒过来决定这里的出版社的出版导向，一定是本地读者爱看的题材。”她说，市场机制会决定直接出版的内容以及出版社的存续，而读者喜好、出版市场很难摆脱地域性，港人来台开出版社，“即使不求大卖、至少也要求个不亏，但台湾读者买单吗？”
张洁平认为，过去十年，台湾的出版业产值每年都在萎缩，疫情后更是雪上加霜。若以八旗和二〇四六为例，虽然前者已经经营出一个不大却忠实的读者群，后者日后会朝怎样的方向运营，现在也言之过早；但就台湾整体书业而言，找出原本读者感兴趣的议题都来不及了，并没有余裕去开拓中港议题等小众、不一定能够能赚钱的题材。
至于海外全球华文市场，则需要考量这些散落世界各地的读者“是不是能被台湾的出版社触及到”。张洁平说，“电子书平台其实也还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实体书则需考量流通到全球读者手中的成本，要接触如此分散的市场，也许“书”并不是最适合的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