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时代》杂志公布了2020年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日本自由记者伊藤诗织名列其中，入选原因如下，“伊藤诗织勇敢指控性侵者的性暴力行为，永远改变了日本女性的命运。虽然这位与政治权力关系密切的被告男性逃过了刑事诉讼（criminal prosecution），但伊藤在12月赢得了对他的民事诉讼（civil suit）。”
伊藤诗织是日本首位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她开出了日本 Me Too 运动第一枪，打破日本一贯对性暴力的忽视与沉默。在此之前，性暴力在日本是无法诉说的禁忌。根据日本政府于2017年的调查，仅有4%曾遭性侵的女性会报警求助，而超过75%未曾向任何人诉说经历。
事件是如何发生的？
2015年4月3日，25岁的伊藤诗织从美国留学归来，便积极寻找工作机会，期间联系上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希望能面试制作人一职，并申请到美国的工作签证。于是，他们约定见面聊公事。
她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叙说这段记忆，“我们就是在吃饭喝酒，他和饭店里好多人在说话，因为这个饭店他经常来。但是突然，我感到了一阵头晕，便起身去厕所，这是我那天晚上能想起来的最后一件事。我是在一阵剧痛中醒过来的，我躺在床上，身体被什么重重的东西压着。下腹撕裂般的疼痛和涌入眼前的画面，让我明白遭遇了什么。”
她怀疑自己被山口敬之下药，却无法寻获证据。震惊无措下，伊藤诗织在事发五天后才前往警局报案，却遭受重重阻碍。
首先，施暴者山口敬之在日本新闻界极具影响力，更是前任首相安倍晋三御用的传记作者，私下也与安倍交情甚佳。
若决意控告山口敬之，无疑是以鸡蛋碰石头，伊藤诗织将赔上自己在日本的事业前程，“案件调查人员对我说，如果我报警了，以后就再也不能在日本工作了，在我报警的过程中，我的确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媒体的种种压力。”
其次，除了必须反复诉说事件经过，回忆当时的痛苦，在慌乱之下，她无法记起事发后离开酒店的确切时间，成了被案件调查人员说服放弃的理由。“我觉得调查人员没有表现出太多同情心，‘如果你不能回答准确时间，你永远不会赢得这个案子，所以你应该放弃它’。”
但她坚定说道，“说出真相，是我活下来的唯一办法。我可以失去我的工作，但我不能失去我的信仰。”
两次刑事提控不成功 反被大众污蔑谴责
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找到了些许证据，如酒店的闭路电视画面、的士司机的证词，都证明了诗织当时失去了意识，是被山口敬之强行带至酒店。可是坚持了一年半后，调查人员以没有足够证据为由，决定不提控山口敬之。
伊藤诗织并未就此放弃，在此之前，她仅以“受害女性”的名义出现在新闻中，于2017年5月，她提出了再审要求，并召开了记者会，将身份与样貌公之于众，盼引起社会的关注。“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谈论社会中的性侵问题，我觉得需要改变我们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态度。”
身为受害者，她并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却遭受无止尽的谩骂、恐吓，甚至被侮辱称为婊子、妓女。
日本主流媒体甚至主张荒谬的污蔑言论，“像伊藤这样美丽的女人很恐怖，她利用美貌作为工具，想要透过与人发生性关系达成目的，小心成为这种女性的猎物。”
而身为施暴者的山口敬之，则全盘否认犯罪，甚至说出了许多荒谬无耻的言论。“她让自己那么醉，我又要回饭店工作，她说放她放在车站，但这样真的好吗？所以我别无选择，才把她带回我的酒店”、“我当时也喝得酩酊大醉，像你这么迷人的女人半裸着来到我床上，结果我们就那样了。我想我们都应该检讨一下自己”。
除了外界与加害者的污蔑，调查过程同样让她痛苦不堪。“我被带到酒店旁边的警局，再被带进健身房，让我躺在床垫上，然后拿出真人大小的人体模型，并把模型搬到我身上，重演当天事发经过，并拍照。”伊藤诗织将之形容为仿佛遭遇了二度性暴力。
然而，再次审理后，调查人员仍议决无法起诉，因此在2017年9月，伊藤诗织转而向山口敬之提出民事诉讼，求偿1100万日元（约43万5000令吉）损害赔偿，并于同年10月将自身经历写出，出版《黑箱》一书。
同年，日本政府也修订了110年都不曾修改的性侵法律，将性侵者的最低刑期从三年提高至五年。
2018年6月，BBC以伊藤诗织的经历，制作了纪录片《日本之耻》（Japan’s Secret Shame），引起全球关注。
经过两年的挣扎前进，伊藤诗织终于在2019年12月18日获得胜诉，山口敬之需向她赔偿330万日元（约13万令吉），这也被视为日本Me Too的一大胜利。
胜诉之后，就意味着痛苦结束了吗？并不然。她往后余生都被迫与这痛苦相伴。
“我在一次讲话的开头介绍自己为‘幸存者’。当我说出‘幸存者’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对我来说，每一天都还是煎熬。这种痛苦很难形容。”
“性侵的伤害是很内隐的，不像其他的暴力行径会造成明显外伤——例如断了骨头、鼻子歪掉、流血等等，然而即使肉眼看不见，也不表示这样的伤害不存在，伤害在那里，那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可她影响的，是全日本的女性对遭受性暴力的态度。2018年4月，日本副财政大臣福田淳一因被一名女电视记者指控性骚扰而下台。“她还录下了与他的对话，不过他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这位女记者保持匿名，但告诉我，她的所作所为是受到我的行动和世界 Me Too 运动的启发。”
“日本的女性以前只敢低声说 ‘Me too’，但所有女性都学会了如何相互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