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时代》杂志公布了2020年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日本自由记者伊藤诗织名列其中,入选原因如下,“伊藤诗织勇敢指控性侵者的性暴力行为,永远改变了日本女性的命运。虽然这位与政治权力关系密切的被告男性逃过了刑事诉讼(criminal prosecution),但伊藤在12月赢得了对他的民事诉讼(civil suit)。”
伊藤诗织是日本首位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她开出了日本 Me Too 运动第一枪,打破日本一贯对性暴力的忽视与沉默。在此之前,性暴力在日本是无法诉说的禁忌。根据日本政府于2017年的调查,仅有4%曾遭性侵的女性会报警求助,而超过75%未曾向任何人诉说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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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是如何发生的?
2015年4月3日,25岁的伊藤诗织从美国留学归来,便积极寻找工作机会,期间联系上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希望能面试制作人一职,并申请到美国的工作签证。于是,他们约定见面聊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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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叙说这段记忆,“我们就是在吃饭喝酒,他和饭店里好多人在说话,因为这个饭店他经常来。但是突然,我感到了一阵头晕,便起身去厕所,这是我那天晚上能想起来的最后一件事。我是在一阵剧痛中醒过来的,我躺在床上,身体被什么重重的东西压着。下腹撕裂般的疼痛和涌入眼前的画面,让我明白遭遇了什么。”
她怀疑自己被山口敬之下药,却无法寻获证据。震惊无措下,伊藤诗织在事发五天后才前往警局报案,却遭受重重阻碍。
首先,施暴者山口敬之在日本新闻界极具影响力,更是前任首相安倍晋三御用的传记作者,私下也与安倍交情甚佳。
若决意控告山口敬之,无疑是以鸡蛋碰石头,伊藤诗织将赔上自己在日本的事业前程,“案件调查人员对我说,如果我报警了,以后就再也不能在日本工作了,在我报警的过程中,我的确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媒体的种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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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除了必须反复诉说事件经过,回忆当时的痛苦,在慌乱之下,她无法记起事发后离开酒店的确切时间,成了被案件调查人员说服放弃的理由。“我觉得调查人员没有表现出太多同情心,‘如果你不能回答准确时间,你永远不会赢得这个案子,所以你应该放弃它’。”
但她坚定说道,“说出真相,是我活下来的唯一办法。我可以失去我的工作,但我不能失去我的信仰。”
两次刑事提控不成功 反被大众污蔑谴责
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找到了些许证据,如酒店的闭路电视画面、的士司机的证词,都证明了诗织当时失去了意识,是被山口敬之强行带至酒店。可是坚持了一年半后,调查人员以没有足够证据为由,决定不提控山口敬之。
伊藤诗织并未就此放弃,在此之前,她仅以“受害女性”的名义出现在新闻中,于2017年5月,她提出了再审要求,并召开了记者会,将身份与样貌公之于众,盼引起社会的关注。“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谈论社会中的性侵问题,我觉得需要改变我们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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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受害者,她并未获得应有的尊重,却遭受无止尽的谩骂、恐吓,甚至被侮辱称为婊子、妓女。
日本主流媒体甚至主张荒谬的污蔑言论,“像伊藤这样美丽的女人很恐怖,她利用美貌作为工具,想要透过与人发生性关系达成目的,小心成为这种女性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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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身为施暴者的山口敬之,则全盘否认犯罪,甚至说出了许多荒谬无耻的言论。“她让自己那么醉,我又要回饭店工作,她说放她放在车站,但这样真的好吗?所以我别无选择,才把她带回我的酒店”、“我当时也喝得酩酊大醉,像你这么迷人的女人半裸着来到我床上,结果我们就那样了。我想我们都应该检讨一下自己”。
除了外界与加害者的污蔑,调查过程同样让她痛苦不堪。“我被带到酒店旁边的警局,再被带进健身房,让我躺在床垫上,然后拿出真人大小的人体模型,并把模型搬到我身上,重演当天事发经过,并拍照。”伊藤诗织将之形容为仿佛遭遇了二度性暴力。
然而,再次审理后,调查人员仍议决无法起诉,因此在2017年9月,伊藤诗织转而向山口敬之提出民事诉讼,求偿1100万日元(约43万5000令吉)损害赔偿,并于同年10月将自身经历写出,出版《黑箱》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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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日本政府也修订了110年都不曾修改的性侵法律,将性侵者的最低刑期从三年提高至五年。
2018年6月,BBC以伊藤诗织的经历,制作了纪录片《日本之耻》(Japan’s Secret Shame),引起全球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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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的挣扎前进,伊藤诗织终于在2019年12月18日获得胜诉,山口敬之需向她赔偿330万日元(约13万令吉),这也被视为日本Me Too的一大胜利。
胜诉之后,就意味着痛苦结束了吗?并不然。她往后余生都被迫与这痛苦相伴。
“我在一次讲话的开头介绍自己为‘幸存者’。当我说出‘幸存者’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对我来说,每一天都还是煎熬。这种痛苦很难形容。”
“性侵的伤害是很内隐的,不像其他的暴力行径会造成明显外伤——例如断了骨头、鼻子歪掉、流血等等,然而即使肉眼看不见,也不表示这样的伤害不存在,伤害在那里,那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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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她影响的,是全日本的女性对遭受性暴力的态度。2018年4月,日本副财政大臣福田淳一因被一名女电视记者指控性骚扰而下台。“她还录下了与他的对话,不过他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这位女记者保持匿名,但告诉我,她的所作所为是受到我的行动和世界 Me Too 运动的启发。”
“日本的女性以前只敢低声说 ‘Me too’,但所有女性都学会了如何相互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