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2002年左右，安华的前新闻秘书卡立惹化（Khalid Jaafar）送我一本《亚洲文艺复兴》（The Asian Renaissance），说可以帮助我更了解安华的思想。当时我和公正党一些人走得很近，也经常去为卡立主持，位于吉隆坡孟沙的政策研究所（Institut Kajian Dasar）串门子，只是没想到卡立和安华多年后在公正党内部恶斗中彻底翻脸，让我深感错愕。
安华的这本书其实不难读，只要稍有一点政治学基础，对国际政治有些认识，基本上很容易消化。只是读者必须忍受安华在多处抛书包，引述东西方政治，哲学和文学家的文字，这很符合他面对西方媒体时候的一贯作风，一种很怕老外不知道他并非“没读书”（闽南话：Bo Tak Chek）的心态，和马哈迪一见到洋记者就喜欢调侃或嘲讽的姿态完全相反。
好处是读者也可以通过他的书认识一些其他的思想家，例如他数次提及英国殖民时期，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哲学家和独立斗士Muhammad Iqbal，用以证明伊斯兰教和民主思想并不相悖。
这本书于1996年出版之时，安华已是准首相身份，出书的主要目的当然是让西方人（注意：是西方人，因为马国选民对安华的政治思想兴趣不大）更清楚他的理念，细心的人还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到他试图和马哈迪以及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作区别。
例如他在《民主与公民社会》（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一文中，一开头就提到这个论争根植于“亚洲的传统和文化”，带头的是“自信坚定，包括知识分子，社运人士，艺术家以及从政者在内的新一代亚洲人，他们都支持民主的普世价值”，其实就是不点名表达和“亚洲价值观”相左的立场。
熟悉马哈迪和安华个性的人，应该知道他们都渴求西方国家的认可，只是方式不同。马哈迪习惯以挑衅的方式吸引国际眼球，甚至到了一个把伊斯兰教和西方对立起来的程度，这当然和他成长于英殖民时代，又曾经被英国奖学金拒于门外的经历有关。安华在国内则尝试推动所谓的“回儒对话”，拉近马来人和华人的距离（这过程当中，其他族群很自然不那么受重视），国际上则企图扮演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桥梁。
譬如他特别谈到东南亚穆斯林对殖民历史的宽容，尝试说明伊斯兰教和马来民族对西方并不存有敌意。只是他在《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一文中引用菲律宾革命家黎蕯宾（José Rizal）的话就有点突兀，毕竟黎蕯虽然是菲律宾的马来民族，却是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徒，无法完整说明东南亚穆斯林对殖民者既往不咎的态度。
因此，与其说这本书在回应亨廷顿，不如说安华有更大的企图，要让西方人明白亚洲的传统，尤其是对宗教信仰的坚持，和欧洲文艺复兴以人为本大相径庭。他还特别提及哪怕是欧洲文艺复兴对人类尊严的理解，也是源于穆斯林阿巴斯帝国人道主义者Ibn Qutaiba。
当然，安华这样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信仰不曾从欧洲的公共场域退下，战后多个国家更把基督教的核心价值纳入了公共政策，却不以宗教法来规范社会，而是政教分离。相反的，安华在向西方剖析伊斯兰教和民主体制之间并不冲突之时，并未深入讨论如何处理全球穆斯林社会那种“高人一等”（holier than thou），处处要求别人尊重，激烈守护信仰，甚至动辄要动用伊斯兰教法的态度，如何让他人感到不安。
这本书可以让人更了解安华的思想，但也在提醒着读者未来的马来西亚，宗教化趋势不会减缓，顶多更强调“昌明”的内涵而已。然而，看着同样是穆斯林，罗兴亚和其他国家穆斯林的遭遇，包括被苏丹共和国穆斯林政权压迫的少数群体，得不到巴勒斯坦那样的关注，又不得不质疑安华究竟有多昌明？沙巴海巴瑶人的苦难就更别提了。
讽刺的是，当年安华所提倡的“亚洲文艺复兴”没出现，亚洲金融风暴倒是在隔年排山倒海而来，他自己跟着落马，烈火莫熄声中惊慌失措的马来西亚华社又怕排华又怕回教国，只在乎经济复苏，已无暇关注亚洲复兴与否。
此书出版将近30年，间中不见华社热衷讨论“亚洲文艺复兴”；据说南方大学前校长祝家华几年前已有意翻译出版，终究还是等到安华一年多前靠着巫统和砂拉越政党凑足人数出任首相才成事。无论如何，感谢安华当了首相，我们终于才迎来“亚洲文艺复兴”，否则这本书大概也就成为图书馆的馆藏而已，断不会有中文版，更不会有一群学者和政客热闹推介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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