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利益交换的地方就是市场；有人情冷暖的时候便组成社会，人群会产生分歧，而暴力就会成为最终手段。政府，就是合法使用暴力的一群人，既是作为维护社会的后盾，也是确保暴力不被轻易使用。 “政府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些东西不能够靠市场或者是社会来解决，所以你需要有暴力作为后盾。” 国家掌握暴力使用权，身为人民有必要确保暴力不会带来危害，所以我们开始寻找控制暴力的方式——让被控制的人民来决定，由谁来控制他们。民主的概念开始产生。 双威大学教授兼政治学者黄进发教授在开始进入正题之前，为所有人带来了一段小故事。
自1974年以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市一直由吉隆坡市政厅管理，其市长由联邦直辖区部长在征得最高元首同意后任命。
今年初，首相署部长杨巧双指示联邦直辖区局研究市长直选的机制，重新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许多存在已久的争议再次浮出水面——选区划分、选民种族比例、甚至市长人选的背景等等。
隆市选举若得以落实，便是一次从“官员委任制度”转向“民选代表制”的重要转型，同时也在提问：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枢纽的掌握权，是联邦政府，还是吉隆坡的200万居民？
由隆雪华青、马大新青年、Projek SAMA联合主办的“空降的市长：吉隆坡市长应该由谁来选？”讲座日前在隆雪华堂举行，并邀请双威大学教授兼政治学者黄进发教授担纲主讲人，为现场听众答疑解惑。
谁来选市长？
黄进发试图厘清一个概念：吉隆坡作为直辖区，和雪兰莪州一样，是一个州级单位，并不是地方单位。因此直辖区政府等同于州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雪兰莪州拥有民选政府，为什么吉隆坡、纳闽和布城等联邦直辖区无法拥有？
而“市长由谁来选”背后的答案，就是在问：谁是老板？
黄进发解释，以现实情况来看，共有三个身份可以决定市长的人选，分别是市民、市议员以及首相。而这三种身份，也分别对应了不同的推选方式。
第一、市民作为选民，通过地方选举投选心仪的市长候选人，为总统制。
第二、市民作为选民，通过选举投选心仪的市议员，最终所有市议员共同投票推举最终的市长人选，如同马来西亚现行的联邦与州选制度，为内阁制（议会民主制）。
第三、全国人民通过选举投选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在国会推举首相人选，最终由首相委任市长人选。
无论是市民直选市长，或是市议员推选市长人选，两者都高度保留民意，更替过程也相对简单。若是实行首相委任制度，民必须动用全国力量更换首相，才能进一步更换市长。且不论成功率，在这种繁冗的程序之下，民意和权利都会被高度稀释。
人性与权力：如何达到监督与制衡？
总统制和内阁制的差异在于，人民手握一张或是两张票。
总统制里，选民手握两张票，分别对应市议员与市长，就像是同一个老板选了两名不同的员工，而这两名员工所负责的岗位也会有所不同，站在对立面的立场来看，可以直接达到监督与制衡的效果。
而在内阁制里，人民只有一张票决定市议员人选，最终市长由市议员集体推选。虽然人民无法直接选择市长，但若是市长得不到多数议员的信任与支持，依然会面临下台的风险，因此，市长与议员之间，依然可以达到监督与制衡的效果。
黄进发指出，无论是哪一种制度，本质都是为了在行政与立法权之间建立制衡，防止权力失控、走向暴政。当政治人物在利益与权力之间彼此牵制，就会形成一种拉扯的平衡，反而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
我们需要民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做坏事的本能，但是我们同时也有做好人的天性。
我们不再期待圣贤的出现，因为脚下不是天堂，所以这个世界还需要民主。
黄进发强调，地方政府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大至城乡规划，小至家庭后院的扩建，我们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比想象中更密切。可如今的现实是，他们和你息息相关，你却没有办法控制他们。
理想中的吉隆坡选举制度
若是吉隆坡地方选举重启，我们应该怎么选？黄进发给出了理想中的选举制度。
先将吉隆坡分成48席，选民每人手握两张票，各别对应24席。第一张票，选民根据各党派出的代表做出选择，依照“头马先赢制”（First Past The Post, FPTP）制度选出，意在选人不选党。
所谓“头马先赢制”，是指在符合资格的票数内，无论参选人数多少，只要获得“最高票数”即可获胜，而不需要“票数过半”。换句话说，即便只有三位候选人，对于获胜方来说，依然有超过一半的人站在他的对立面。
于是黄进发提出两轮投票制，将两位得票数最高的候选人进行第二轮投票，这样才能将选票集中，决出真正的获胜方。
选民的第二张票，是全市人民不分选区做出选择，旨在选党不选人。此为“政党比例代表制”。
政党事先拟定24位上阵候选人，且名单次序不能进行更动。在这样的前提下，各党派可以设定族群、性别等保障配额，且有机会让独立人士上阵。投票结束之后，各党派根据得票率来分配议席，得票率更高者可以获得更多议席分配。若是其中有人失去候选资格，便可以根据先前拟定好的名单，让排名后一位的候选人来替补。
民选市长，谁在获利？
民选市长的结果，首当其冲是该地方可调配的资源变多，人民生活水平也会提高。
黄进发解释，新政府会积极让选民看见政府更替的好处，进而积极实现先前的宣言，让选民看到实质的进步。无论基个人或是地方发展，新官上阵，必定带来某些红利以及甜头。
其二，民选市长会造成首相年轻化。
黄进发说道，过去一名党员往往需要经过市议员、州议员、国会议员、部长等等一层一层阶级往上爬，耗时许久才能成为首相候选人。走捷径与否，这都极大程度依赖该党员选择的“靠山”是谁，若是一不小心，就需要重新来过。
吉隆坡作为首都，并且掌握着西马第二高预算的州级单位，当有人被推选为市长，必定会充分利用手上的资源，并全心全力获得全国选民的支持。都市选民对于更新颖的想法和政见同样乐见其成，市长的表现对他们的政治意向有重要的影响力，因此该市长成为首相候选人的几率也会随之提高。
也正是这样，地方选举同时也会出现新的政党，让政治局势再添新的可能性。
重启地方选举，意味着选区的规模变小，无论对于大党或小党，获胜的几率会提高，因此让许多新党或是独立人士跃跃欲试，也让政治的可能性变多。
为什么有人不同意市长选举？
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地方选举会打破垄断。
黄进发指出，如今吉隆坡的地方政府人员都是受委任的“一众官员”，并非民选出来的“一位代表”，在这样的前提下，是许多党派培养接班人的好时机。地方议员获得官职，再让党内的人相继获得官位，堪称“买一送x”。当地方选举成功落实，这些官位不再是“附赠品”，而是“投一得一”的真正代表。
当官员通过委任制度，他只需向“一个老板”负责；而当官员由选举产生，他必须面对“成千上万的老板”。
再者，州政府的权利基本涵盖四个方向，包括土地管理、宗教事务（主要由王室管理）、地方政府以及城乡规划（和联邦政府共同管理）。黄进发解释，在管理范围有限的情况之下，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管控成为主要方向，当地方选举成功落实，意味着州政府也失去了对地方政府的管控。
“当我们的权力不从中央下放到州的时候，州政府站在他的本位上，是不希望地方政府民选的。”
票值缩水：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因此，当社会谈及地方选举的可行性时，许多课题延申而出——权力分配、选区划分、候选人背景、利益与分歧……我们不仅要探讨“如何落实”，同时还要解决诟病已久的社会问题。
选区划分不公的争议存在已久，许多人对其原因都有不同的分析，并把原因归咎于种族课题，包括对族群人口的危机、保守势力的担忧，或是对某党派势力的蔓延。但黄进发强调，现实远比认知复杂。
现实就是，每一个选民手握那张票，并不是等值的。当一个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城市打拼，从原本几万人口的城镇，到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共同选出一名代议士，他手上的那张票价就已经缩水了83%。而远在家乡的长辈们，他们手握的权力会比远在异乡打拼的孩子还要大。
这背后的原因，是人口流失、城乡规划、还有更多彼此牵扯不断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要种族政治继续蔓延，第一件要戒掉的事情就是不能用种族视角来看待事情，黄进发如是说。
世界越来越复杂的结果，就是我们彼此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你没有办法用手术般的方式去精准切割。
黄进发希望，有越来越多人能够看到现实，而不是继续困在从前的固有思维，这样社会才有机会改革。而举行地方选举，能让新的可能性发生。
改革需要时间，但一切都需要从理解开始。对黄进发来说，改革就是从脑（思想）到嘴（表达）到手（行动）的过程。
“我今天选择相信民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运气不好，所以我不去买彩票，而是去买保险。”
民主是一场漫长旅程，且效率低下；威权远比民主有效率，却是一场豪赌。谁又能保证，自己有百分百笃定能够赌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明君呢？若是赌输了，结果又该如何？与其把希望放在“天降明君”，不如自己踏踏实实买一份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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