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的发展必须和医疗，和教育平等。它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我们作为公民，有权利要求这个东西，政府必须提供。当一个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必须有多少个剧院，多少个音乐厅、画廊，这样的东西，让公民有input（输入），这是政府需要去关注的。和公园一样，一个城市不可能没有公园嘛。我们经常讲身、心、灵要达到平衡，其实就是医疗、教育和人文。身是医疗，心是教育。灵从哪里来，其实就是艺文。灵空了，身心也没用了。”——陈鱼简
小时候陈鱼简问母亲：“快乐是什么意思？”母亲只让她多读些书，不曾给她确切的答案。“直到我当了创意制作人之后，我发现这个工作能够给我带来很多幸福感。”
过去十年之间，创意制作人这个职位在亚洲表演艺术界兴起。与执行制作人不同，创意制作人除了负责联系赞助，邀约合作对象，处理场地租约，票务等行政工作以外，还会参与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
“一个很疯狂的工作，什么都要包就对了，又要当保姆，又要做律师，又要做account，又要做扫地……哪里没有人你就要做什么。”
什么都要包就对了
担任创意制作人之前，陈鱼简是一名演奏家，专门演奏古典音乐。四岁初接触钢琴，高中毕业之后，她远赴英国密德萨斯大学修读音乐演奏。进入大学修读这门科系，近距离接触西方古典音乐，她对自己产生了疑问：“我又不是欧洲人，干嘛练这个？”
宴会、赛事、颁奖典礼……毕业以后她仍然留在英国，在各种场合进行钢琴演奏。但对于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她“总感觉有些不对”。回到母国马来西亚，陈鱼简从事古典音乐教学，偶尔也会参与艺术演出。心中的疑问越积越深。“作为马来西亚华人，我的身份认同到底在哪里？” 透过演奏西方古典音乐，她无法找到答案。
2010年，28岁的陈鱼简问自己：“平时我做什么最开心？”答案是与艺术家一起进行创作的时候。
然而马来西亚的表演艺术界没有足够的平台让艺术家专心做创作。“本地艺术作品很难和国际接轨，因为大部分艺术家都不是全职。一年中，他们有一半时间在授课，还有一半时间在做艺术制作。创作和制作不同，它需要更长的时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意识到这一点，我开始思考如何将创作推动到一个级别，让它成为一个职业。”由这个想法出发，陈鱼简与男友黄楚原成立了工作室 Toccata Studio。他们希望提供一个平台让艺术家，包括自己，能够撇开其它事物专注于创作。
成立工作室以后，陈鱼简频繁与原创艺术家接触。她发现自己“无法再继续做西方古典音乐的表演，做所谓的artist”。
艺术家们每天都在其中进行天马行空的艺术创作。但运营工作室，必须需要有行政人员。陈鱼简尝试过找人，却没有成果。“每个人都想做艺术家，没有人愿意负责行政。”
四处碰壁的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接下了艺术行政一职。起初只是兼职，2012年，陈鱼简辞去表演家的工作，在工作室中全职从事创意制作人的工作。
“想做什么就做咯，人生就这么长而已。”母亲很支持陈鱼简工作上的转型，但和父亲一样，仍会“担心钱不够用”。的确，运营工作室，陈鱼简面临过经济压力，也一度想过放弃。工作室的收入来源以艺术项目为单位，而非月份。2019年进入云手基金会，是她全职担任制作人七年以来首次有稳定的月收入。
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陈鱼简不爱说话，“一直感觉自己是一个有自闭症的人”。但是艺术行政工作需要和各方进行沟通交流：艺术家，政府，商家……面对不同的人，陈鱼简每天的工作内容“都关于平衡”。尽量找到不同关系之间的平衡点同时意味着“永远无法做到让全部人开心”。
为了厘清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陈鱼简养成了一个习惯。她会在纸上写下艺术家、政府、资源，将它们以不同的形态进行组合以便考察。此外，她也同样关注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例如艺术、文化和创意。
采访的过程中，笔者将上述三者以直线相连，形成一个三角形。陈鱼简看到后说，“你可以画三角形，但它们可能是互相重叠的，也可能像三个太阳蛋一样。把三个东西重新组装，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很好玩。”
在寻求赞助商的一过程中，因为“很少妥协”，陈鱼简自觉做的不太成功。久而久之，她也开始摸索不一样的方式。她不太喜欢“赞助商”这个称呼。于她而言，“有钱的人出钱，有力的人出力。”她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达成共识，“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但现实很残酷。“因为有原则所以比较穷，这就是现实。”
每每和赞助商沟通交流，陈鱼简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要如何衡量价值？”财富并非唯一标准。对于陈鱼简来说，她的工作即在于让人们理解世上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衡量价值。
这是一场理想与现实的博弈。艺术家的想法总是脱离现实，但陈鱼简深知，不同的想法必须被保留。身为制作人，她就像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从行政的角度帮助艺术家实现他们的想法。
“我希望可以持续地保持一个让创意发生的平台，让它持续地存在。”
陈鱼简向笔者分享了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做《吾乃母亲》。讲述的是一个女孩被机器人抚养长大的故事。女孩的生活环境里只有冷冰冰的机械，就连情感上最亲近的“母亲”，都是被程序编制而成的机器人。“母亲”告诉她，人类已经灭绝，外面十分危险。某一天，一个受伤的陌生人闯入她所居住的宇宙飞船中。她接纳了这位陌生人，也对机器人“母亲”的意图产生了怀疑。
陈鱼简希望自己像脱离人类世界已久的女主角一样。即使必须脱离创作的世界，在现实中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也能保持最初的心态，不忘记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Toccata Studio 曾做过一个名为《缠》的作品。工作室分别找了一位音乐家，一位现代舞者和一位装置艺术家。装置艺术家希望将日本的折纸艺术融入在创作之中，用纸设计舞台，让舞者和纸张进行互动。于是陈鱼简联系了不同的制纸公司，寻求合作伙伴。他们起初希望找硬纸板，因为纸板的材质使它不会被轻易撕坏。陈鱼简向一个做硬纸板的公司说明其创作意图，得到的回复却是短短一句“我们这种纸只能印在高速公路上做广告，不能做舞台设计。”即使她一再向对方表示这是艺术家会想办法解决的问题，对方仍然坚持他们的立场。
最后一个印务局提供了他们纸张。那是一种最普通的麻将纸，很薄，一撕就破了。经过一番努力，艺术家们最终成功地把舞台呈现了出来。“艺术家负责想怎么做这个东西，让不可能变成可能。（透过这次演出）我们也想证明给之前拒绝我们的公司看，脆弱的纸其实也可以把舞台做出来。这样一种研究，创造的精神是很重要的。尤其在这个时代，你不去研究和创造你就被机器人取代了。”
“母亲的教育还蛮严苛的”
笔者：“在可以望见的未来里，你希望看到什么？”
陈鱼简：“我对于物质欲求很低，对艺文的欲求很多。所以当你问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脑袋出现一百个东西，我想要的太多。”
对于艺术的执着，可以追溯到陈鱼简的童年。
陈鱼简的父母皆为作家，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姐妹俩的生活从小就被艺术填满。出生于富有艺术气息的槟榔屿，陈鱼简五岁起就会跟着父母一起去画廊看展，偶尔也会看演出。除了钢琴以外，陈鱼简还拉过小提琴，中学的时候加入学校乐队，负责演奏长笛，甚至学过一段时间的双簧管。姐姐则弹过吉他，拉过二胡，还有古筝。
父母总是会尽量满足姐妹俩在艺术文化方面的欲求。乐器以外，手工、画画需要用到的材料也从不吝啬。物质方面却很节俭。见到陈鱼简时，她身着纯白色中袖布衣和纯蓝色的长裤，不施脂粉，留着一头卷卷的中发。她告诉笔者小的时候“美的衣服只有几条。”
自有记忆以来，家里就定了一条规矩：放假期间，每天中午十二点以前只能用来学习。所谓的“学习”不局限于课堂内容，父母提供姐妹俩乐器、手工材料、画画材料让她们自由发挥。对于母亲来说，中午之前是一个人专注度最高的时候，应该用来做她认为有意义的事情，至于玩玩具的时间，只能放在下半天。
而有些玩具，例如芭比娃娃和厨房玩具，“只有长假才能出来”。不仅如此，陈鱼简每周只有一小时的时间看电视。她通常会安排在周六上午，那个时间段有她最爱看的动画片《爱心熊》（Care Bears）。
时至今日，中午十二点前工作的习惯仍然被保留了下来。“早上那段时间我的集中力是最好的，做东西特别快。”
对于父母的教育方式，陈鱼简从未有过不满。虽然“母亲的教育还蛮严苛的”，但她和她母亲的关系依然密切。在英国读大学期间，母女俩保持着一周一次通电的频率。“我们什么都聊，因为在那里有很多新的刺激。”
随着采访的深入，陈鱼简逐渐放开自己。从最初端坐在沙发一角，到后来聊起童年经历，陈鱼简棕色的眼珠不断闪动，身体轻轻靠在沙发上回忆过去。
“第一天接触艺术到现在，我一直觉得每一个人长成什么样，都有艺术文化的成分在内。”
从小在艺文环境内长大，陈鱼简深感艺术对于人类的重要性。“艺文发展很重要，它是刺激人去思考的平台。”广播电视、广告……陈鱼简认为这些都是艺术发展进程中衍生出来的副产品。艺文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很多人觉得没有关系其实是很奇怪的想法。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consume（消费）很多艺文。500多条衣服你怎么选，也是用了一种艺术的眼光。”
政府补助只是一种机制
行动管制令实施一个月后，四月的第一周，云手基金会推出了线上直播节目《我们与艺术的距离》。这是一个让马来西亚艺术家们和主持人对话的节目，陈鱼简在其中担任主持人。借由问答的形式，艺术家们可以将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展现给观众。由于资讯的稀缺，马来西亚的艺术在世界范围并不受关注和了解。透过《我们与艺术的距离》，陈鱼简希望为国内外的人提供更多有关马来西亚艺术和文化的信息，她相信“长期累积下来就会变成一个资讯的数据库”。
和多数的马来西亚华人一样，陈鱼简掌握马来文、华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对过去的她来说，这并没什么特别，况且每一种语言都只学了半桶水罢了。但外国朋友却对自己的语言天赋非常感兴趣。看到她与马来西亚不同种族的人对话中用于的迅速调整和转换，他们问她“你的脑是怎么运作的啊？”面对这样的疑惑，她感到很有趣，也因此重新审视起故土文化的独特性。
一位来自香港的灯光师和陈鱼简说：“在香港，虽然每天来的都是不同的观众，但观众群对于同一场演出做出的反应都差不多。而在马来西亚，到剧场看演出的观众群，每一次都有非常不同的反应。”
和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交流接触，陈鱼简逐渐意识到马来西亚多民族文化可以成为本地艺术发展的优势之一。过去十年，陈鱼简经常参加论坛，去不同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将马来西亚的文化和艺术分享给各地的人们。
“可能这么说大家会觉得很geli（肉麻），我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我的能力必须贡献在马来西亚。”
每当介绍起自己的家乡，她总是会自豪地说，“这是一个人间天堂。我想要把它变得更好。”在陈鱼简的眼里，马来西亚的“天然因素、人文因素，很多方面都很幸运”。
10岁那年，陈鱼简一家人从槟城搬去了实兆远。当时那儿还是一个没有发展的小镇。不再有画廊逛，音乐老师也不多。那段时光，陈鱼简“花了很多时间在大自然乱跑”。
在云手基金会担任执行长，2019年，陈鱼简发起了艺术家驻村的项目，邀请艺术家到马来西亚的城镇进行艺术创作。驻村计划第一集的拍摄地点是居銮，来自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艺术家汇聚在那里，体验当地的生活，再用艺术作品呈现自己眼中的居銮小镇。节目的策划理念其实就来源于陈鱼简儿时在实兆远的那段生活经历，她希望将艺术带到全国各地的乡镇当中，让当地的居民接触艺术。
疫情暴发，驻村项目被迫中止，陈鱼简和她的团队策划了“线上艺术家驻村”平台，邀请艺术家做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相关作品。相比于疫情之前，团队的工作更加忙碌了。“很多事情需要思考，尝试，要花更多时间，而且我们不希望贸贸然把全部东西搬上网。我们需要更多时间去研发。”
《访问》专访她的三个星期前，陈鱼简重新听起法国钢琴家莫里斯·拉威尔的一首作品《D大调左手钢琴协奏曲》。这是一战时期，拉威尔为战中失去右手的朋友所作的曲。过去，陈鱼简趋向于从更技术性的角度听，“我会去找怎么弹，专注在技巧方面的研究。”对于过去的陈鱼简来说，“练琴比较压力”。
“这十年我做很多表演艺术的作品，去很多表演艺术节，看很多剧场表演艺术的作品。这方面的刺激让我重新去弹西方古典的音乐的时候，有不同的诠释。”
卸下表演艺术家的工作，听回同样一首歌曲，她的脑海里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了一些“叙事性较强”的画面。
在过去的采访中，陈鱼简曾说过“艺术是媒介，最核心的是创意”。在充满艺术的氛围中长大，陈鱼简深觉其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艺术提供了一个平台，去讨论，去辩证。”
她也一直认为，拥有创造力和想象力是使人有别于其它生物的一大因素。紧接着她又补上了一句：“我不懂啦，可能狗也有想象力，只是我们不了解罢了。”而艺术于她而言，则是扩充人类创造力不可缺少的方式。
“我一直很希望复制这样一份感受，让更多人可以体会。对我来讲，这就是所谓的幸福感。”担任制作人期间，她不断思考“怎样把艺文环境推动到更好的局面”。
谈着自己和团队为推动艺文环境做出的努力，她经常会聊到一半说“这又要回到去……”，然后和笔者谈起艺文普及不发达的现状。她会直直地看着你，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
陈鱼简相信并非没有人要看演出，只是信息实在匮乏。市面上有各种艺文相关的课程，但在她的眼里教的只是一种技术。“几乎没有太多学院在教创作。现在学画画、钢琴、跳舞，大部分都是学技术。人们可以接触到艺术的空间和平台太少了。”
担任制作人这么多年，陈鱼简都有和政府进行对话，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艺文在大马的发展。“只是马来西亚政府一直在换，它没有持续性。所以长远的计划很难实现。纯粹做艺文的基金会没有几个。”
负责推行文化和艺术活动的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隶属于马来西亚旅游和文化部。陈鱼简认为“（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其实只是为了回答旅游这一个要求。做的人对艺术没有太深入的认知，文化艺术只会沦为一些传统认知上给游客看的文化演出。”
谈及政府在艺文普及方面的忽视，陈鱼简偶尔会皱眉，甚至翻白眼。但各国游历的经验让她明白，每一个城市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面临各自的挑战。“补助只是一种机制。就算有政府补助，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陈鱼简最近在阅读一本书，名为《我在英国国家剧院的日子》（Balancing Acts : 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National Theatre）。书本的作者是英国国家剧院的前总监尼古拉斯·海特纳。在这本书中，海特纳分享了自己担任艺术总监12年的经验。作为艺术总监，他不仅要导戏，同时需要经营剧院、管理人事、寻求赞助以及拓展观众。同为艺术制作人，陈鱼简同样需要平衡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她坦言自己“经常很难做到”，甚至担心自己“被工作污染”。但像这位艺术总监一样，她每天都在为平衡理想与现实而努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