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曾于2019年估计，全世界每年有80万人死于自杀，相等于每40秒就有一个人因不堪在生活中遭遇的困难、压力，或疾病，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未遂者，更是比自杀死亡人数高出20多倍。人是否有权利结束自己的性命，向来备受争议……
生而为人，是否可结束自己的性命，向来备受争议，宗教、文学、哲学、科学领域各有论调，至今没有定论，这里姑且不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马来西亚，企图自杀或自杀未遂，是一项罪名，甚至可能因此承受牢狱之灾。但这项刑法的存在，真的能有效预防自杀吗？
从业5年的张镇杨律师接受《访问》采访时指出，在《刑事法典》第309条文下，任何人企图自杀或自杀未遂，都可被判处最高长达1年的监禁、罚款，或是两者兼施，而罚款金额是无限额的，取决于法庭裁决。
“将视乎案情本身，法官也可行使酌情权（Discretion），需要考量的是犯罪人的背景、犯罪手法，以及环境因素，决定是否酌情处理。”
在这法令下，如何才被归类为企图自杀呢？“如果今天只是正在写遗书，被警察逮捕，是不能被提控的，因为还没进行自杀的行为。又或是今天去杂货店买了根绳子，绑在屋梁上，在准备时，要提控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如果当警察来到时，头已经在绳子上了，或是吃下了安眠药就会被提控。”
他解说，马来西亚的刑事法典是基于1860年的印度刑法而设， “之所以会有这项罪行的存在，是因为欧洲国家有这样的说法，当你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从宗教的角度来说，这是一项罪恶，要处罚与上天违抗的人类，才会引致有这样的罪名出现，这是很久以前的说法。”
后随着人权意识的抬头，多个国家已废除了企图自杀罪，将生命的权利重新交还给各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目前已有59个国家将企图自杀除罪化，以西方国家居多。
其中，印度在循序渐进的修正下，在2017年通过《精神卫生法》（Mental Health Care Act 2017），将极度精神压力下的企图自杀行为，豁免于受刑罚，将自杀视为需要治疗而非惩罚的课题，并在2018年正式实行。
心理治疗师：刑法造成反效果 企图自杀者不敢求助
或许有者担忧，一旦废除企图自杀罪，是否将造成人们轻视自身生命，更易寻短，可实情并非如此，更应探讨的是，这罪行的存在，是否能有效阻止自杀率？
据2016年Mishara and Weisstub研究，将25个将企图自杀或自杀未遂列为罪行的国家列为研究对象，将之与其他自杀无罪的国家相比，发现其中23个国家本身的自杀率并未明显增减。由此可见，惩罚自杀未遂者，并无助于降低自杀率。
临床心理治疗师梁耀文则指出，若是将企图自杀行为归类为犯罪，反而造成当事者不敢向他人求助，或是加强了必死的决心，“如果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会确保进行这件事的成功率和完成率更高，或用更致命的方式去完成计划。”
他也指出，根据另项研究，部分国家在废除企图自杀罪后，虽然记载在案的五年内自杀率增加了，可这是因为在自杀不是罪的情况下，自杀未遂者敢将自杀行为上报，让政府记录统计。若是将研究年份范围拉长至20年来观察，其实自杀率并没有提升，反而更多人愿意出面寻求协助。
马来西亚是否该将企图自杀无罪化？
今年2月，首相署前部长刘伟强曾提出，政府将把企图自杀的罪名除罪化，并为有需要者提供精神医疗服务。至今，未有下一步消息，是否将落实也是未知数。
张镇杨则从法律角度指出，对大众而言，法律本是起着惩戒作用，塑造社会看待世间的是非观，当犯错了就得接受惩罚。
因此，对他而言，企图自杀罪不应废除，仍可作警戒作用，“但是它的刑法可以更改，因为若今天废除了这项法律，部分人士或许会把生命当儿戏。”
但不废除，不代表应就此维持现状。企图自杀的罪行是罚款或监禁，张镇杨认为，可采用另一方式取代监禁，“可能是强制接受心理治疗，又或是在被控者的身上装追踪器，监督对方的行踪，我觉得这才能追根究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如果真的有人企图自杀而自杀未遂，当他被提控上法庭时，至少可以从刑罚中找到另一个出口，又或者是可以找到另一个让他真正面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直接将他放进监狱里。”
他强调，监禁并不是适合的刑法，反而让事情恶化，“当他在监狱里，他受到的是跟其他狱友同样的待遇，可能本身他已有精神疾病，需要特别关切治疗。若在监狱，可能会遭受霸凌事件，甚至在里面抑郁成疾。”
此外，有另一论点则是，若是国家废除了企图自杀法，让个人自由掌握自己生命的存亡，会否造成变相鼓吹自杀？
梁耀文则否认这项观点，他强调，若是一心求死者，他们想要结束的并不是生命本身，而是痛苦。
“他们所经历的痛苦、难题、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今天把企图自杀罪废除后，就可以提升他们求助的可能性，让专业人士陪伴他们，找出解决方法，看见事件的另一面，让他们找到出路。”
从马来西亚三宗案例 审思企图自杀法的存在
2019年12月，一名来自登嘉楼的38岁残疾男子Mohamad Sani Isa，因为企图在住家自杀而被控上法庭，罪成后被判监禁7个月，引起律师界与人权协会的反对声浪，也唤起了大众对于企图自杀罪的质疑。
另一方面，张镇杨举例，在2012年6月，名为Ismail Khan的男子，将9岁和6岁的儿女从蕉赖公寓高楼推下后，再一跃而下，终结了三条珍贵生命。经警方调查后，得知该男子在2011年11月曾携子女自杀未遂，并被提控上庭。
“从法律上，虽然2011年已经惩罚了他，但是2012年还是重蹈覆辙，因为在刑法中并没有真正解决当事者的问题，又或是心理上的障碍，因此让这恶性循环不断重复。”
此外，张镇杨举例，在2017年，名为Yew Kah Sin的24岁无业女子，因无法承担病母治疗癌症的高昂医疗费用，而黯然踏上绝路，在被侥幸挽回性命后，她被处以2000令吉罚款或3个月监禁。
“其实2000令吉罚款对她而言是雪上加霜，经济已经陷入困境了，还要付罚款，如果无法支付就得接受3个月监禁，其实是不能真正解决她的难题。”他也补充，2000令吉罚款已是法庭酌情处理后的结果。
站在法律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自杀率？
就如张镇杨多番强调的，企图自杀罪实则是为了预防自杀事件的发生，倘若这无法真正解决当事人的忧心难关，这项法令条文与刑法的存在，或许更是加在当事人身上的沉重枷锁，令他们更难看见前方的希望。
唯有从根源上解决，将企图自杀者的难解心结松绑，才是最有效的防自杀方案。
至于该如何减低自杀率，梁耀文指出，若从个人角度出发，大众可以从关怀身边朋友做起，每3位自杀者里，就有1位曾透露自杀念头。因此，大众可以学习如何辨别自杀征兆，“或当身边人向我们提出自杀想法时，我们应认真看待处理。”
若要认识自杀征兆，方法之一是进行“守门人”培训，让专业人士培训大众或前线人员，让他们足以辨识他人的自杀前兆。“其中一个简单的程序就是‘一问、二应、三转介’，当我们主动了解他的情况，再以不批判的方式回应，了解他的需求后，根据他的需求转介去真正能帮助他的地方。”
此外，他解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当国家落实自杀人数登记系统后，可定期监测自杀情况，有效预防自杀案件发生。惟这得在将自杀除罪化后，才可实践，未免自杀未遂者面对二度惩罚。
政府也可加强各机构之间的配合度，就如每年9月10日的“世界预防自杀日”，将“共同行动，预防自杀”作为主题，充分表明了各机构单位得充分合作，才能让政府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与判断，降低自杀率。
不仅如此，政府也可将取得高风险自杀工具的门槛提高，包括药物、农药等，不让大众有机会用在错误用途上。
他也说，卫生部目前已经在全国60间政府医院、1001间医疗诊所、25间精神健康社区中心，为大众提供精神与心理相关的辅助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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