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浪漫优美，真情流露，这些句子出自郁达夫的《故都的秋》。郁达夫生于富春江，魂断南洋，曾在新加坡三年两个月，就足以成为马新文坛重要启蒙者，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名真正的文人。
郁达夫，原名郁文，1896年在浙江富阳出生，是家中幼子，上有两个哥哥。原为书香世家，但自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渐渐没落家境贫困。郁达夫三岁时丧父，家里全靠母亲一人支撑，虽艰辛但依然确保三个孩子全都接受良好教育。郁达夫九岁就能写诗，十五岁开始撰诗投稿。中学毕业后以官费到日本留学，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经济科。读大学期间，郁达夫酷爱阅读西洋小说。
二十五岁的他以自身为蓝本，写下小说《沉沦》，叙述一位中国青年在日本留学的孤独与性苦闷，以及对中国软弱的无力诉求。小说中的自我暴露和大胆剖析青年对灵肉结合的欲望，在中国出版后震撼了整个文坛，出道即巅峰。他的写作风格追求浪漫主义、艺术至上，被文坛称为“颓废派”作家。但郁达夫笔下浪漫的、失败的、郁闷的青年，恰恰就是当时中国年青知识分子的最佳写照。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除了文学上的争论外，将郁达夫推向风口浪尖的，就是他的婚姻。郁达夫留日期间曾暗恋过一名日本女孩，但最终因弱国的自卑心理而放弃。暑假回国，他迎娶了订婚多年的同乡女子孙荃，完成这段父母之命的婚姻。孙荃婚后生下二子二女，为长期奔波在外的丈夫照顾母亲，养育孩子。这段平淡的婚姻并无过错，但没有爱情，无疑是狠狠地打脸了追求个性、追求自我的郁达夫。
1927年，三十一岁的郁达夫在上海遇见了芳龄十九的王映霞。当时的王映霞明眸皓齿，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称，是一个年轻貌美的新时代女性。郁达夫对王映霞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将家庭、事业一切都抛之脑后，展开猛烈追求。王映霞原本也已有婚约，但还是折服于郁达夫的才华和热情。最终，郁达夫与原配孙荃分居后，在上海与王映霞同居结婚。
自古文人多风流，但要像郁达夫那样对爱痴狂的，还真是少见。这段惊天动地的爱情如果发生在今时今日，郁达夫一定是“渣男”，被搬上网络公审。但在那个时代却被视为新时代男女追求自由恋爱的爱情佳话。
然而，在那动荡年代，这位个性鲜明、勇敢做自己的作家注定前路难行。力求自由解放的他无法融入当时旗帜路线分明的左右派阵营，处处受敌。于是，他先后应邀到浙江、福建担任公家闲职，经常饮酒宴客，一方面满足喜欢交际的王映霞，另一方面借醇酒女人避世。郁郁不得志的他多次酗酒离家出走，也因王映霞与其他男人来往而争吵，夫妻两人貌合神离。
“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
1938年末，郁达夫接受《星洲日报》的邀请，携带王映霞（一年多后因离婚离开）与儿子郁飞前往新加坡担任副刊主编。他主编的副刊关注马新本地文学发展，强调南洋文化特点；同时竭力提拔本地作家，鼓励马新两地青年写作。郁达夫的到来不但推动了马新文坛的兴盛，还左右了当时两地中文文学的发展方向。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母亲饿死，大哥被日伪特务杀害，让他失去了两位最重要的亲人。这时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他，反而更坚定了他以笔代刀对抗敌人的决心。在新加坡的三年又两个月内，郁达夫发表大量时评和政论。新加坡沦陷前，他亲自领导新加坡文化界的抗日活动，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这时，他的自我不再是个人，而是个人与国家民族命运的结合，完成了作家到战士的蜕变。
新加坡沦陷前夕，郁达夫与一批抗日文人乘船撤离到印尼。郁达夫辗转前往西苏门答腊的巴雅公务（Kota Payakumbuh），化名赵廉，开办赵豫记酒厂，娶了当地华侨女子何丽有为妻，掩人耳目。期间因被发现通晓日语而被迫为日本宪兵队担任通译。这段时间嗜酒如命的郁达夫身为酒厂老板却滴酒未沾，因为他害怕酒后失言暴露身份。然而其身份最终还是在汉奸的告发下被日军知道。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二战结束。本以为终于守得云开，但由于郁达夫曾经担任通译，日本宪兵队担心罪行被揭露，于是将他骗出家门秘密杀害。幼女在他失踪的第二天出生了，但他从来没有机会看见。
“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
郁达夫一生著作无数，小说、杂文、诗词、游记、日记、政论，无一不是在记录自己的一生。郁达夫以小说闻名，但他的小说不如杂文，杂文却不如诗词，而且是旧体诗。一位新文学作家最擅长的竟然是旧体诗，就如接受父母之命又要自由恋爱的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从少年的浪漫放任，中年的避世闲情，到晚年的坚决不屈，他将文人的一生活成了一首诗。
可惜的是，故都的秋还在，但南洋再无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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