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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第三张选票:一个公民的行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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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下班回家,车子压过巷口那个已经修补了三次却又裂开的坑洞,你在心里骂了一句,继续开车。第二天,你在群组里转发了一张淹水的照片,收获几个愤怒和叹气的表情包,然后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直到下一场雨。

公民总因为马路上的坑坑洼洼而生气,但其实可以把愤怒转化为投诉,去进一步解决问题。(图片来源:pixabay)

我们太习惯把这种无力感,当作理所当然。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投票选过那个该负责的人。

马来西亚人一辈子投两次票:选国会议员,选州议员。但你家门前的路灯谁来修、垃圾几天收一次、小贩摊位怎么分配、你家门牌税花到哪里去了——这些事情的决定权,握在一群你从没投过票、也叫不出名字的市议员手里。

截至2026年,马来西亚共有156个地方政府。但根据马来西亚《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地方政府的市议员并非通过选举产生,而是由各州政府直接委任。(图片来源:Wikipedia)

他们不是选民选出来的,是政党委任的。

我们的政治制度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吗?不是。这里有历史故事:1965年一场紧急状态之后,我们本来握有的一张地方选举选票(第三张选票)就被有意搁置至今、再也没有归还给我们。

你可能会说:那又怎样?反正也改变不了。

但请你想一想——为什么每次大选前夕,你家那条坑坑洼洼的路突然被铺上了新的柏油?

大选前夕,许多乡村小路上的坑洞都会被填平,极大可能与选民手握选票有关。(图片来源:pixabay)

因为那些手握权力的人,很清楚知道“被问责”这件事,才是值得让他们动起来的唯一理由。而现在,你恰好被剥夺了那张地方选举的选票。

我们必须夺回这张选票。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和部分政党、议员,这些年来都尝试推动重启地方选举,但这些进程目前都被日益复杂的政治局势所阻挡和冻结。原因如何,更清晰的说明和分析,我已经写在8月份的专栏文章里。

没有选票也可以先留下证据

但选票被拿走了,不代表你作为公民就彻底没有筹码了。你的手上,其实还握着好几张牌。

第一张牌:把抱怨变成证据

在家庭群组里转发一张淹水照片,只是情绪的出口。但如果你拍下路名、日期、具体的问题,标注清楚“这是XX市议会的管辖范围”,然后@官方账号、投书地方报和网络自媒体、上传到地方群组——你就把一句普通的抱怨,变成了一份留有纪录、可以追责的公开证据。

当发现坑洞时,除了拍下来发群组抱怨,更重要的是要留下证据向地方政府投诉。(图片来源:pixabay)

这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地方治理这个层级往往最缺乏媒体关注度,把具体问题公开化、可视化本身就是一种公开施压。

没有关注,则问责就缺乏力道。中央层级还有国会质询、媒体追问;市政层级的怠惰,往往因为琐碎、无聊、没有新闻点,于是变得隐形。你愿意花五分钟把问题讲清楚,就是在替这个系统补上它最缺的那一双眼睛。

做一个“多事”的公民,在社交媒体上具体、附照片地记录问题(哪条路有洞、哪个议员管辖、拖了多久),并标注相关的官方账号,持续追逐问题是否已经得到处理,并公开评价官方的处理速度和处理方式,鼓励网民加入讨论来引起舆论发酵。

你的邻居也和你一样不满吗?联合邻里集体投诉,比单一投诉更容易被正视——你会发现,市政厅对“集体联署”的反应速度,总是快于个人投诉。

普遍来说,市政厅对“集体联署”的反应速度比单人投诉更快。(图片来源:pixabay)

去了解一下,你家附近有没有居民协会(Residents’ Association)——如果没有,你完全可以成为发起人之一,多找三五个人就是一个完整的干部名单。

居民协会,是目前公民介入地方事务最正式、最有组织力的管道。加入或协助组建居民协会,可以集体名义向市议会/县议会提出诉求、参与发展项目的公众咨询、对城市规划草案(如地方大蓝图 Draft Local Plan)提出正式反对意见(objection)。

居民协会也可以以集体名义向市议会或县议会提出诉求和反对意见。(图片来源:pixabay)

根据《1976年城市及乡村规划法令》,公众对地方规划草案有法定的正式异议权,这是少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参与渠道——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这项权利,更没有人用过它。

借力改变地方

当然,大家生活都很忙碌,不一定有时间或有足够的知识来做这个“英雄”。没关系,还记得我们有所谓的公益组织、公民团体、非政府组织吗?

第二张牌:善用已经存在的管道和已经在做事的人。

关注、支持并参与一些地方性倡议团体(例如各地的“Free Community”、居民网络、政策倡议团体等),这些团体常年在具体议题(交通、垃圾分类、树木保育、无障碍设施)上直接与地方政府对话,累积实绩后往往比空泛呼吁恢复选举更容易撬动改变。

一些地方性倡议团体常年在具体议题上直接与地方政府对话,可以帮助民众表达诉求。(图片来源:pixabay)

这些团体长期需要经费、关注度、流量和人力资源,看看你能给于什么帮助?

净选盟(Bersih)、Projek SAMA、IDEAS、ENGAGE 这些公民组织,多年来一直在做选制改革倡议、政策研究与公众教育。他们长期征求志愿者、举办联署活动。你不需要成为运动领袖,你只需要在他们发起联署或公众咨询时,多花两分钟参与一下,做那个签名、转发、出席咨询会议的普通人。

其他已经存在的正式管道包括——
JKKK / JKKKP(村委会/乡村发展与治安委员会):主要职能是作为政府與村民之间的桥梁,处理民生投诉、举办社区活动及协助地方基础设施的维护与申请。在半城市与乡村地区,这是官方认可的基层反馈机制,虽然委员非民选而是委任产生,但仍是可以争取加入或向其施压的平台。

村委会和乡村发展与治安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替村民与政府对话,处理民生投诉及协助地方基础设施的维护与申请。(图片来源:KLiK)

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试点:部分地方政府(如八打灵再也市政局MBPJ、雪兰莪部分议会)曾试行让居民票选部分社区微型工程预算的用途——这类项目规模不大,但这是目前极少数你能亲手投票决定钱怎么花的机会,别让它白白空转。

市议会公开会议记录与招标资讯:部分州属(如雪兰莪、槟城)近年推动地方议会会议纪要与预算相对公开,让居民可主动查阅、监督支出。去查看呀,然后写成社媒贴文和你的朋友分享,看看大家是怎么想的?

找得到真正会回应你的人

第三张牌:找到那两个仍然怕你的人

如8月的分析所述,市议员并非我们亲自选出来的,常常是政党“政治酬庸”的产物。市议员不怕你,因为你换不掉他。但你的州议员和国会议员,会怕。

别再只是在选举前一个月才想起他们的存在。把具体的地方问题,持续地丢给他们,要求他们马上处理,嗯,他们会把这个压力压到市议员头上的——这其实是目前制度下,唯一还能真正倒逼地方治理的杠杆。

若市议员无法处理民生问题,那民众可以把问题提呈给州议员和国会议员处理。(图片来源:pixabay)

比如,针对具体的地方民生问题(排水、路灯、垃圾、无障碍设施等),我们持续、具体、附证据地向选区州议员 / 国会议员反映,并要求其在州议会 / 国会提出质询、公开跟进进度。

同时,关注议员在选区服务上的实际表现,把“是否认真处理地方投诉”作为投票考量之一;对,这个方式也是我在8月份专栏文章里骂过的,但拥有间接问责的施力点,总好过什么都没有。

把第三张选票,重新带回讨论

如果你和我一样,希望从更根本的方式来推动恢复地方选举?

我们可以支持并优先投票给明确将此议题纳入政纲、且有具体行动(不只是口号)的政党或候选人。

比如,社会主义党(PSM)作为左翼小党,长期主张“还政于民”,将地方选举视为遏制地方腐败、强化基层监督的必要机制。民主行动党(DAP)是长期积极推动此议题的政党,将其视为长期政纲,部分党内议员在近年来频频祭招,试图在现行体制下找到突破口——不如你花点时间查阅过往新闻,去找出他们的名字吧?

社会主义党(左)和民主行动党(右)都在试图在现行体制下找到突破口。(图片来源:partisosialis.org和DAP)

你也可以通过联署、写信给国会议员等方式,向你的选区议员提出诉求,要求他代表民意在议会做正式讨论。

或者,留意地方选举试点(如吉隆坡)相关的公众咨询期,若有官方开放意见征集,务必参与——这是目前政策松动的最主要突破口。

恢复地方选举,是一场需要修法、修宪、跨党派共识的漫长工程,短期内难以实现。

但“第三张选票”迟迟没有归还给我们,不代表我们要在原地等待,或是继续保持冷感,而把自己的城市和社区,交给别人替我们决定。

虽然“第三张选票”还没归还到公民手上,但身为普通公民可以做的远不止投票。(图片来源:pixabay)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可以做的事情还挺多的。

下一次你又开车压过那个坑洞的时候,别只是骂一句就算了。拍张照,写清楚地点和日期,发给你的州议员——然后,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延伸阅读:陈奕君专栏《某君说》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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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奕君

野生媒体人,哲学系毕业生,策展人,脱口秀新手。正正经经做人,高高兴兴体验。每天都有很多事要思考,所以非常需要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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