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马六甲州议会解散以来，各界都认为在疫情还没受到控制和经济逐渐开放的同时，这是一场没必要的选举。更何况解散的原由不是因为政策或意识形态分歧，而是政党的恶斗、执政和反对党之间无法建立一定的信任兼各怀鬼胎。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责任必须完全归咎于那四位撤回对甲州政府支持的州议员。但事实是，希盟也理应为这场政变负上一定的责任。
倘若希盟真的相信甲州应以公共卫生为上，并且不宜在这种时刻举办选举或大规模政治活动，他们应设法与甲州政府进行协商，或向正面临倒台的政府伸出橄榄枝。而且甲州的政治领袖可效仿中央，拟定和签署跨党派的政治协议。换句话说，在疫情没有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希盟的甲州议员不会向首长施压或弄倒政府。
如果要达成任何有效的政治协议，政府应该主动向希盟接触，而有者就认为，希盟在这场州政变是“局外人”与丝毫没有主动权。但，希盟也同样默许了四位州议员的跳槽行为。试问，如果甲州希盟在疫情稍有好转期间没有夺权之心，四位叛变的州议员自然是在州政府有苦说不出的情况下，不会有令州政府倒台的野心。再者，四位州议员在宣告对甲州政府撤回支持的记者会上，就已说明他们在这起事件上是和希盟的11位州议员立场一致，也就是说，前者是要联合希盟撤换政府，而并非因“理念不合”而退出政府。政府倒台虽是内部引发，但不言而喻的是，希盟也想乘着政府恶斗而重新掌权。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希盟和四位议员要的结果是，他们在议会得到多数支持而掌权。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当州首长苏莱曼阿里建议州元首解散州议会时，希盟和四位议员都非常愤怒，因为他们要的是政权而不是因州议会解散而发动的闪选。况且州首长苏莱曼阿里的政治决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我国政治制度下，州首长、州务大臣以及首相都享有建议元首解散立法会的宪法特权。面对在议会的少数支持，苏莱曼阿里唯有辞去州首长的职务，又或者解散州议会，还政于民。
最吊诡的是，身为我国最大反对党的希盟竟然没有计算到苏莱曼阿里在面临失去支持时有此一策。希盟的马六甲政治豪赌没有让他们重新夺权，反而换来了一个全马来西亚人在此时都不想要的闪选。希盟当然会把矛头指向所谓不负责任的苏莱曼阿里。但，为何当前沙巴州首长沙菲益阿达在去年因失去支持，果断解散州议会时，希盟却又拍手叫好，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话虽如此，我基本上不反对任何形式的民主运动，甚至是在疫情底下举行全国大选。不过，这场马六甲闪选实在没必要发生，因为它不是建立于政策或理念僵局。四位州议员的叛变是源自于“首长人选”，而希盟根本是还没从喜来登政变的噩梦清醒过来。当选举是无可避免之时，我们才看到各阵营企图为自身辩解，但就是因为政治领袖好权，不肯妥协和施行边缘政策（Brinkmanship）所致。
我们的政治领袖仿佛已把去年沙巴选举的惨痛教训忘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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