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子的心中，父亲就如一棵参天大树，给孩子挡风遮雨的同时，也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成为那个他们向往的榜样。电影，成为了这对父子——杨剑与杨毅恒的共同话题，也让两父子一并走在解码电影语言的路上。杨毅恒的父亲，是榜样，也是伙伴。
父亲是烙印，不是标签。——韩寒《我所理解的生活》
于今，有多少人仍子承父业，又有多少人想真正摆脱父亲的标签，树立完整的自己。
若提及子承父业，亦或是工作于同一领域的父子，或许你会想起国内颇为人知的杨剑与杨毅恒。杨剑曾是宝丽金唱片行新马区总经理，如今为兼职影评人；而杨毅恒则是大马导演，曾于2017年以《阿奇洛》在东京影展荣获“最佳导演奖”。
约访时，杨毅恒将采访地点定在一家离家不远的咖啡厅。
坐下后，他指向对面的超市说：“其实对面的超市以前是家电影院，小时候的我很常跟随父母到电影院看电影，可能一星期会光临两到三次。
每每观影后，父母都会一同评价电影的好与坏，长期之下，此习惯间接影响了杨毅恒对观影的认知，更培养出了他对电影的兴趣。
“我之前曾约朋友一起去看电影，但是看完了他们都不会像父母那样讨论电影剧情。”
由于父亲是影评人，家里收藏了不少的电影，早期时就连录影带（Videotape）、数位多功能光碟（DVD）都有。除了收藏已在戏院上映过的电影之外，还有许多没被搬上大荧幕的电影，都被杨剑尽收屋中。受此影响，杨毅恒从始至终都对电影有着一份与生俱来的情感。
成为导演并非为传承父亲的“电影梦”
被问及当初是否是想传承父亲的“电影梦”，才会选择成为导演，杨毅恒摇摇头。他说，事实上，自己一直都在努力避开与父亲有关的工作领域。
尽管对电影有着浓厚的兴趣，未来想当导演也是他儿时就已确立的志向，然而在中学毕业后，他与一般的毕业生一样陷入了迷茫，像只无头苍蝇般，在寻找可以实现梦想的路时走入了死胡同。
当下父亲的建议是，与其日日为金钱担忧，不如有个稳定的收入为佳。无可奈何之下，杨毅恒唯有当个“乖孩子”，去念了商学系。
直到后来，他在澳洲完成最后学年的学业时，期间收获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异国朋友。他们一起观看电影、模仿电影的拍摄手法、一起拍摄许多视频。彼时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但却十分享受其中。
而后马来西亚涌现的一波导演新浪潮，成为了他转换跑道的契机。
“人身在家乡时，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身在他乡时，反而向往故乡的一切。”
杨毅恒感慨道，虽然从小就酷爱电影，但那时候却没什么注意到本地电影。反倒是在澳洲留学后，才让他更注意马来西亚的电影圈，甚至希望未来也能为大马电影圈献力。
他坦言，自己拍摄电影并非为了飞黄腾达，如果本就不合适行导演之路，他自然会认命，回归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活。
世上有哪位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快乐？
虽然希望孩子能有个稳定的生活，但杨毅恒在拍摄电影上的天赋，让父亲不得不支持。
“或许我们都属于被动型攻击（passive-aggressive）的人，所以他也不太会强迫我做某样事情。”
杨毅恒直言，从小到大，父亲都来回奔波于大马与新加坡，相处的时间较少，因此鲜少会有意见不合或闹得特别僵的时候。他和父亲之间并不会“直球式”地表达对彼此的爱，日常的相处方式就是一起看电影、讨论电影、看书……
“即便至今，父亲亦会跟随我一起去参加许多电影展，但如果要说在与父亲相处时，有无开心与有趣的回忆，于我而言，与父亲相处的每一帧都是开心的回忆。”
父亲的影响无所不在
幼时，杨毅恒无数次观摩过父亲的工作过程，至此父亲在录音室里创作至半夜三更的认真模样，深深地烙印在杨毅恒的脑海里。
成为导演后，杨毅恒的首要目标便是创作。秉持一心想要创作的初衷，电影票房能否大卖对他来说仍是其次。
杨毅恒的行事风格也都处处彰显出父亲的影子。犹如在壮大拍摄团队时，正因受到父亲思想开放的影响，他愿意与源自不同国度的电影工作者共事；儿时从没被父亲严厉责骂过，所以在面临拍摄问题时，自己也不会随意将怒气发泄在他人身上。
“其实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集聚努力与智慧的人，且对他身边的人都很好。我自己之所以能有一点成就，或多或少是因为我来自这样的家庭，才能很专注地在这一行里尽智竭力。”
父亲的形象始终在杨毅恒的心中屹立不倒，如同一棵参天大树为他遮风挡雨。他认为，父子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故有着父亲对他百分百的信任，他方能跨越低潮期。
“正因有您这样的父亲，我想把所有东西做到最好，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不让您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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