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世界卫生组织）开始对传染病的命名有意见，是2009年的事情。那时的“Swine Flu”虽然直译为“猪流感”，其实和猪没有太大关系，绝大多数是人传人，结果一些国家如埃及就把国内的猪全杀了（其实应该只是伊斯兰国家本来就看猪不爽），然后WHO就得出“这些猪好可怜，疾病的名字真的是不能乱取啊”的结论。
事实上那次“Swine Flu”，WHO被骂到臭头，因为WHO发出严重警示，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和这次一样进入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新加坡也进入DORSCON橙色警戒，结果疫情并没有WHO说得那么严重，但过度反应却造成经济受到很大伤害。最后引起很多国家不满，请WHO调查，结果WHO内部调查的结果，当然是WHO自己没有任何问题。
WHO的威信从那时开始便深受打击，爆出很多贪腐丑闻，包括与跨国药厂结盟图利，每年光是花在职员旅行（机票与酒店）的费用就将近2亿美金，也有WHO高级职员用公费帮女友付款，以及内部各种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言论。
在政治上WHO也越来越向第三世界靠拢，2017年的总干事选举，改为会员国一国一票，因为对第三世界如非洲国家有利（而中共在一带一路和非洲国家有巨大影响力），因此埃塞俄比亚的谭德塞就击败了来自英国资历远胜于他的David Nabarro，但谭德塞早在2005年到2012年担任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期间，三度隐瞒霍乱灾情，导使数以百计患者失救死亡（所以以他的标准，中共的表现只是正常发挥）。
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和WHO的关连更深，因为已开发国家多是付出者的角色，其国内医疗并不需要WHO支援，如美国是CDC（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说了算，英国是NICE（National Institute of Clinical Excellence）说了算，很少会理会或太过在意WHO。而WHO多次被批评其提出的医疗建议常与Cochrane Review的meta analysis结果不符，因为Cochrane Review的结果是数以千计的学者专家所发表的独立研究总结而成（等于是一个学术上的自由市场），其结果更有公信力，而且难被操控。
回来谈传染病命名。2013年5月15日，在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eses拍板决议使用“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CoV，全称为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这个名字后，WHO认可并鼓励使用这个名字（值得一提的是，名字被公开前有得到沙地阿拉伯卫生部的认可），结果两个星期后，大概是因为被批评了，又出来发篇官腔声明切割说，WHO其实不希望疾病名称有地名怕造成歧视，但这个名字是很多科学家们的意见，而WHO觉得是可以被接受的。
2015年，WHO突然弄出来一份“Best Practices for Naming New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s”，里头说不可以用人名、地名、职业、动物、食物、文化、族群、产业，要用受到疾病影响的系统、严重性、症状、病原体等，给科学家，政府以及媒体下指导。结果在当时就被批评过度政治正确，而且不切实际，因为很快取的名字就会重复，而且不够明确，人们无法很快第一时间就知道指的是什么病，而疾病名称的使用，也要实用而且为大众所接受才行。
比如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一词，其实就非常笼统。到底指的是2003年造成疾病的该病原体，还是因字面意思任何相关类似的症候群都算？如照WHO自己的说法，那2013年的MERS-CoV，其实应该叫novel coronavirus，直译就是“新型冠状病毒”，不就和这次的名字一模一样？
照着这个逻辑，那六年前的病是2013 N-CoV，今年的是2019 N-CoV，然后以后可能又有2025 N-CoV，2030 N-CoV，根本超级无敌混乱，然后每次有新的冠状病毒出现就都是“Novel”（新型），就这样一直新型下去也很怪，难道还要有Super Novel超新型，Ultra Novel最终新型？一新还有一新新，病毒直接变苹果手机。
所以WHO根本就自己打自己脸，2015年推出这个指南，因为还没遇到实际问题，没人理他，现在遇到了，一定会被抗议和纠正。
而且WHO的指南，其实应该只是“建议”而己，而各国政府、媒体、科学家，要使用什么称呼，是各国自己的主权，就好比WHO也建议大家不要关边境，但是关还是不关，是各国自己说了算。
但这次疫情，WHO也不等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eses）的结果，自己就跳出来说，不可用“武汉肺炎”的名字，是歧视如何如何，这根本是帮华人倒忙。西方列强本来没往那个方向想，现在也觉得你们华人就有问题。然后更夸张的是，中共就拿著WHO的鸡毛当令箭，到处向华文世界媒体下指导棋，你们不可以叫“武汉肺炎”噢，要叫“新冠病毒”噢，不然是歧视中国噢如何如何⋯⋯根本荒天下之大谬，WHO也不是民选政体，这个世界的人民什么时候给WHO和中共这么大权力，来教我们这个病应该叫什么，不应该叫什么，这是对言论自由的钳制。
我个人觉得，WHO在命名这件事情上，是过度（伪）左倾，其实有违医学的人文传统。很多疾病，因为用人名，或地名，所以医学生在学习该疾病的时候，可以学到一些相关的历史，比如谁发现这个病，如何发现，或纪念这个病的首位患者，或记得曾经在历史上的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大规模的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要记得。那些历史小故事，在看病的过程中，也可以和病人分享，病人也会觉得很有趣，医学是有温度的，不是冷冰冰的科学名词，是人类的共同历史记忆和情感的一部份。
举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例子（虽然不是传染病）——Christmas Disease，血友病B，和圣诞节没什么关系，是纪念这个病第一次被记录的患者Stephen Christmas。他是一名移居加拿大的英国人。在1952年，也是他五岁那年，他被Oxford的血友病中心发现罹患血友病，但和一般血友病（A）的患者不同，他缺乏的不是凝血因子VIII，而是凝血因子IX。因为患有这个罕见的疾病，Stephen Christmas需要长期依赖输血才能存活，但他还是努力地过正常人的生活，上大学念摄影，开计程车，替多伦多的小儿科医院做医学摄影师。
后来不幸地他因为输血而感染HIV（那个年代输血还没有对HIV病毒做例行检测），从此他就努力地参与加拿大血友病协会，到处推广和宣扬安全输血的重要性，但不幸地他还是在1993年因AIDS过世。如果这个病只是叫血友病B，那世人只会知道这是血友病的另一种，但因为它叫Christmas Disease，所以我们记得，有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和他先天的疾病对抗，最后仍是死于这个疾病，但他有努力地活过。
同样的道理，谁说武汉肺炎不可以叫Li Wen Liang’s Pneumonia（李文亮肺炎）呢？
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要太快跳到“歧视”的角度看，这样会错过很多历史的内涵。就拿政治最不正确的AIDS的旧名——GRID（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来说，现代有些人就会跳出来炮轰你，说这个名字多歧视如何如何，完全忽略当时的历史脉络。
三十多年前，那时人类的医学程度根本就还搞不清楚这是什么病，最先只是一些医生发现，在男同志群体中出现一些失去免疫力的病人。当然，后来人类理解这个病不是只有男同志会得，名字就改为AIDS，病毒叫HIV，但正是因为有过这个旧名字，提醒了我们，曾经有很多被感染的男同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才得以了解这个疾病的全貌，因此我觉得这个名字一点都不歧视，是对历史记忆的尊重，那才是真正的平权。
回到现代，所谓“歧视”的名字其实带来很多正面的效益。比如“中东呼吸综合症”，有人真的因为这个名字歧视中东人或不去中东吗？中东的经济有因此不好吗？至少穆斯林去中东朝圣的还是超多，重要的是，现在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开始学会，去朝圣其实是一件会有生命危险的事情（因为人太多易爆发传染病），所以在去之前会做好准备，确保身体状况良好，同时施打流感和脑膜炎疫苗，将风险降到最低。
相反的，SARS本来应该叫做Guang Dong-Cov，或Guang Dong Atypical Viral Pneumonia，这样中国人/华人就会记得，不要吃野味，不要搞野生动物市场，防疫要公开透明，医院不要乱封。结果中国人/华人善于遗忘的民族性，导致十七年后必须面临比当年SARS规模更大的灾难。
结论是，无论我们觉得现在这个疫情日益扩大的传染病，应该叫“武汉肺炎”还是“新型冠状病毒”，全世界对中国和WHO的评价极端化己经是客观事实，这不会因为这个病毒换了一个名字而有所改变，或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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