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律师成为中国镇压的目标后，他们的妻子开始公开反对并谴责中国政府的迫害。这些勇敢的女性如何挺身而出为丈夫维权？她们的人生又因此出现了什么变化？
“对我来说，维权过去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中国维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告诉德国之声。
“但我在维权过程中看到不公正与不公义，而这些不公义都让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继续做这件事，因为我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
丁家喜在2019年12月与十多名中国维权人士在厦门聚会，席间他们讨论了中国的人权问题与当年在香港发生的“反送中示威”。数日后，中国政府在各地对参与集会的人展开抓捕。
罗胜春之前曾在受访时向德国之声表示，丁家喜被捕后曾遭受酷刑，数次被阻止与律师会见。在他被关押超过三年后，中国政府仍未对他的案件作出判决，这也迫使罗胜春透过不同途径去挑战中国政府对丁家喜所实施的超期羁押。
罗胜春说：“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一个地方的不公义，就是这个世界的不公义。’我在维权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我变得更成熟且更坚强。”
自丁家喜第二次入狱后，长期旅居美国的罗胜春除了要兼顾自己作为工程师的全职工作外，她也要想办法捍卫丁家喜的基本权利。尽管压力很大，但罗胜春说这些经历让她变得更坚强。
她告诉德国之声：“丁家喜第一次被抓时，我总是唉声叹气，每次给他写信，都充满哀怨。但现在我给丁家喜写信，都尽量积极乐观，我觉得他们没做错，错的是中国政府。”
即便罗胜春尝试保持乐观，但她也承认有时自己仍会感到很难受。
“情感上来说，我一直很难受，虽然尝试透过工作或与朋友聊天聚会来转移对丁家喜的思念，但我现在只要想起他的案件，仍会觉得特别压抑难受，觉得这个忍耐已到了极限。”
流亡海外或受困中国的两难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公民社会内，受到最多政府迫害的群体，便是中国的维权律师。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中，中国各地有超过300名维权律师遭逮捕，其中有许多律师遭关押、判刑、被限制出境或是直接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强打压维权律师的力道，以吊销执照等方式让他们无法执业。在这场长达数年的全国迫害中，维权律师的家庭成员，尤其是他们的妻子，成了“意外的人权捍卫者”。
这些女性在丈夫被捕或判刑后，开始透过社交媒体或媒体采訪，公开反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她们也试图透过与外国国会议员或外交官交流的机会，向他们解释自己丈夫的案件。许多人在为丈夫维权过程中，要思考该留在中国，还是到海外继续声援丈夫。
同因“厦门聚会案”被捕的中国维权律师常玮平妻子陈紫娟，以及“长沙公益仨”案件被告程渊的妻子施明磊，都因在中国国内屡屡遭警察骚扰与威胁，最后被迫决定带着年幼的孩子到美国重新生活。
陈紫娟告诉德国之声：“以前陕西的国保会到深圳威胁我，找我单位领导。但今年7月开始，深圳国保就开始到我工作单位威胁我，这让我感到很恐惧，因为他们可以随时来威胁我。”
她提到，这些国保在在传问她时，会明确说出她在工作单位住的公租房，孩子在哪间学校上学。“他们还说我拥有境外推特，跟境外势力有联系，并强调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对于该留在中国或到美国，陈紫娟反复挣扎了很久。
她说：“我心中有一部份想法感觉好像自己是要抛弃常玮平的感觉。离开中国后，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见到常玮平。中国政府对政治犯，通常会进行边控，所以当我走的时候，有种要与常玮平永别的感觉。但同时因政治犯家属往往也会被中国政府施行边控，所以我担心若待在中国，孩子未来处境也会艰难。”
2021年4月带着女儿到美国的施明磊则告诉德国之声，她在美国生活时，常会觉得自己与程渊现在处于“两极世界”。
她表示：“我环顾四周，美国人都过着平静与美好的生活，但当我听到程渊在狱中受到的遭遇时，我便会有一中‘幸存者的罪恶感’。我会想若自己未离开中国，虽然我或许不能改变什么，能做的也有限，而且我会受到威胁，但我与程渊的连结会比现在更强，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跟他一起分摊折磨。”
施明磊补充道，她明白女儿留在中国风险更高，自己也没办法保护小孩。
她强调：“在中国，孩子不但没有选择的可能性，他们可能无法完成学业，因为他们会不断被逼退学，最后我们只好选择在家自学，他们可能也无法上大学。当我想到这种情况时，我会了解到作为母亲的第一个责任便是保护未成年的孩童，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自由的环境。”
施明磊说，自己心中那股“幸存者的罪恶感”，往往是在与其他维权律师妻子相聚时，会感受更强。施明磊向德国之声表示：”虽然我们常常有‘幸存者的罪恶感’，但我也认知到这种感受主要来自心中悲观的情绪与看不到盼望的感觉，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心存悲观，心中应有盼望，因为改变可能是一瞬间的。”
维权律师娘团结对外
面对类似的威胁和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一些人权律师的妻子也跟随罗胜春、陈紫娟与施明磊的脚步来到美国。当她们试图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和孩子一起安顿下来，同时继续她们为丈夫维权时，她们中的许多人说，她们所面临的挑战也让这些妻子间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
对于长年旅居海外的罗胜春来说，这些“厦门聚会案”的律师、朋友与家属，就像是她的亲人一样。她告诉德国之声：“我把‘1226大抓捕案’的每一位家属跟朋友都当作自己的亲人看待。这次紫娟能带着孩子出来，我就像亲人到了身边一样高兴。”
她补充道，看着施明磊与陈紫娟等维权人士家属原先在中国恶劣的环境下，想出各种方法抗争，她感到非常佩服。她说：“现在她们能来到美国，我们能一起合作，经常像姐妹一样聊天、分享与互相鼓励支持，我们就是一家人。这种友谊比真的亲人还亲。”
陈紫娟则告诉德国之声，由于维权律师的家属有相似经历，所以每当听到一个好或不好的消息，维权律师的妻子们会互通电话，抒发心中情绪。
她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我们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之所以为丈夫维权，很多时候不只源自于我们对丈夫的爱，而是作为一个人，当面对中国政府这种残酷的作法，我们已无法忍受。”
施明磊表示，虽然一开始她很抗拒“维权律师群体”的标签，认为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事，但她近年来因维权的经历，与罗胜春跟陈紫娟成为好朋友。
她说：“我们因为共同经历，成为非常好的朋友，无论在生活或维权上，甚至纯粹看到人权捍卫者群体的困境，我们想一起做些事。但每当我们在推特上看到另一个维权律师妻子发声，我们心中是有极大的悲伤的。”
她告诉德国之声：“我们不愿看到有这么多支离破碎的家庭，因为当中国人权捍卫者被关押时，他们的家庭常常是面临各方面的打压，然后这种全方位的孤立或经济上的威胁。我们丝毫不愿因为我们有了抗争经验，所以我们要跟这些妻子分享经验。我们心中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希望这些妻子是安全的，能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
罗胜春总结道，她认为维权律师的妻子从2015年的“709大抓捕”开始，便展现自己坚定与自己所爱的人站在一起的决心。
她说：“我们从未背弃过自己的丈夫，也没有因为他们选择做人权而抛弃他们。我们这一代的妻子在爱这个议题上非常顽强，我对此感到很骄傲。我们在拯救自己丈夫的同时，也对国际社会发出质疑，我们在引领国际社会思考他们该如何支持中国人权捍卫者，或是被困在中国国内的家属们。我们看得更高、更宽且更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