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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明大马之下,女性的天空是否更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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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昌明大马”(MADANI Malaysia),女性究竟被放在什么位置?从女性劳动参与率、政治代表性,到照护责任、职场待遇与社会保障,性别平等从来不只是“有没有工作”或“有没有政策”的问题,而是女性是否真正拥有平等的机会、选择与生活保障。

日前,雪隆福建会馆妇女组、雪隆兴安会馆妇女组及雪隆妇女前进会携手,举办“昌明政府下,女性的天空”讲座。五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女性齐聚,从各自的生命经验出发,谈女性如何在家庭、职场、政治与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女性只是人力资源?黄婉湄:我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人

女性主义学者黄婉湄提出一个问题——从女性权益角度来看,昌明大马(MADANI Malaysia)是否旧国家理念的再包装,其框架又将女性置于什么样的位置上?

从政策角度来看昌明大马框架,政府当前着重于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整体发展。她表示:“实际上,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与大马《国家原则》并无本质差别。它也与1969年种族骚乱后《国家原则》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和教育政策并无不同。”

黄婉湄提出——从女性权益角度来看,昌明大马(MADANI Malaysia)是否旧国家理念的再包装?(摄影:傅译萱)

昌明政府重视经济发展,其中提出将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至60%。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数据统计,我国女性劳动长期徘徊于50%至55%,尽管整体教育水平达到约70%。

她提出,女性这些年来在经济活动上的权力并无太大改善,之所以被容纳进昌明大马的国家改革体系,单纯是被视为国家经济体系下的人力资源。而被视为人力资源,和人权的争取截然不同。

“事实上,只有约58%的女性有机会和权利参与经济活动。但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参与,是因为他们自身具备改善国家经济的能力。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政府(对女性)的观点竟然是基于经济评估的。”

这是女性的能力问题所导致吗?黄婉湄指出,这个问题实则源自社会长期的结构性障碍。大马社会普遍认为女性的责任在于照护,期待女性扮演称职的婚姻与家庭角色;相比日本和新加坡,虽然这两个国家有其保守的部分,然而在医疗保健方面,他们的社会提供更多保障,而不把所有责任寄托于女人作为“家庭照护者”的期望上。

“遗憾的是,如果你看看马来西亚的政策,他们把社会保障放在了第三位。第一位是社会安全网,第二位是社会保险,第三顺位才是社会保障。”

大马社会普遍认为女性的责任在于照护,期待女性扮演称职的婚姻与家庭角色。(图片来源:Freepik)

政府仅将女性视为劳动力、发展基金和人力资源的参与者,但若我们审视所谓的社会发展,女性获得的帮助,应当包括所有促进社会流动性的层面——包括提高全民社会保障水平;实现各种机会平等;普及医疗保健、教育、基本基础设施和经济适用房。

“马来西亚现代经济中确实存在一些保障女性权利的具体措施,但是别忘了,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女人。女人作为一个人,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我们想要的不仅仅是进入职场,对吧?我们想要进入所有的政策、所有的生活细节,我们都想要全民医保、负担得起的住房和社会保障。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进入职场,我们也有权享有负担得起的住房。”

女性权益仍处于“逐渐改善” 何玉苓:尚未达到结构性转变

妇女行动协会成立于1985年,长期推动性别平等与反性别暴力议题。前主席何玉苓在演讲中表示,近年来我国性别平等状况仍处于“逐渐改善”,尚未达到“结构性转变”。

2025年,妇女行动协会成立40年之际,也推出大马妇女画像集,收录我国妇女各种各样的形象。有人说,这本画像集应该画协会人员,但何玉苓认为,争取权益的路由千千万万妇女的支持组成;所有默默工作的杰出妇女,都应该被大众看见。

何玉苓在演讲中表示,近年来我国性别平等状况仍处于“逐渐改善”,尚未达到“结构性转变”。(摄影:傅译萱)

“所谓昌明,内涵包括创新、尊重、关爱、信任,一起建立更美好的社会。我们在昌明政府的天空下看到一些进步,但这种进步是温和的(modest improvement),还不是一种彻底的改变(transformative changes)。”

她强调,评价一个政府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表现,也不能只把所有问题归咎于现任政府。许多政策与制度其实跨越不同政府时期,需要从更长的历史脉络来看待。

马来西亚过去不同政府也曾制定不少与妇女权益相关的政策文件,但有“政策”并不等于制度性改革。真正重要的是政策能否落地,有没有相应的制度、资源与执行机制。

评价一个政府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表现,也不能只把所有问题归咎于现任政府。(图片来源:Freepik)

政治参与方面,她指出,女性虽然约占马来西亚人口的一半,但在政治决策层的比例仍明显偏低。她以目前政府架构为例,首相、两名副首相及29名部长,共32人当中,女性仅占5人;而30名副部长中,女性则有6人。

她指出,女性参与政治至少达到30%,才能形成所谓的“临界多数”(Critical Mass)。当女性不再只是少数声音,才能够真正影响政治决策。

大众对女性职业生涯的刻板印象,也仍倾向于教师、家庭主妇,但女性可以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工作场域。而育儿服务不足、家庭对女性照顾责任的期待,以及照顾孩子的成本,都是影响女性就业的重要因素。

大众对女性职业生涯的刻板印象,也仍倾向于教师、家庭主妇,但女性可以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工作场域。(图片来源:Freepik)

何玉苓也强调,推动平等不能只看表面的“同样待遇”,还必须理解不同群体的起点并不相同。她以灾害救援为例指出,过去发生海啸等灾难时,救援物资往往集中于食物和衣物,却可能忽略女性的生理需求,例如卫生棉。

“当我们提供资源的时候,必须了解社群的需求。每个人的起点不同,所以政策和资源的设计,也必须跟进不同群体真正的需要。”

真正的结构性转变需要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层面的共同推动,不能单靠政府或政治人物;而推动女性权益不只是女性的责任,也需要男性参与其中,共同改变社会对性别角色、照顾责任及权力分配的既有想象。

轮胎业闯出一片天  陈素青:女性不要畏惧走上生命舞台

轮胎行业向来由男性主导,而协和轮胎董事陈素青身在其中几十年,早就闯出自己的一席之地。她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找到商机,也鼓励女性,不要畏惧走上属于自己的舞台。

生在重男轻女的年代,小时候的她帮爸爸去菜市卖姜,早就领悟“胆有多大,企业就多大”;日后卖轮胎,讲究的也是胆量。商机并不一定藏在大型企业或资本之中,一个孩子只要有心学习,也能从日常生活发现赚钱的可能。

轮胎行业向来由男性主导,而陈素青身在其中几十年,早就闯出自己的一席之地。(摄影:傅译萱)

陈素青15岁便开始随姐夫接触轮胎行业。早期不开设大型门店,她亲自走访商家,从老板、经理到销售员,一个人完成不同角色。虽然辛苦,却让她更直接了解市场,也降低人力成本。

随着时代改变,她也开始接触微商、电话营销及直播。消费者可以即时提问,主持人也必须快速回应需求。期间,遇过一次直播带来大量订单,原本有限的场地、人力及设备立即面临压力——生意来了固然重要,但企业是否有能力承接生意,同等重要。

陈素青15岁便开始随姐夫接触轮胎行业。早期不开设大型门店,她亲自走访商家,从老板、经理到销售员,一个人完成不同角色。(图片来源:Freepik)

陈素青认为,女性不只是家庭或幕后的角色,亦要走到自己的舞台上,让孩子看见母亲如何学习、如何面对困难。这种韧性可以传递到下一代身上。

面对性别偏见不退缩 黄翠凤:女性最重要是建立自信

黄翠凤目前担任马来西亚剧艺研究会会长,也是该会首位女性会长。她分享从事幼儿教育、表演艺术及剧艺工作的经历,鼓励女性面对社会的性别偏见,相信自己的能力。

黄翠凤目前担任马来西亚剧艺研究会会长,也是该会首位女性会长。(摄影:傅译萱)

出生于一个传统且重男轻女的家庭,身为家中长女,黄翠凤年轻时因家中弟妹而放弃赴台湾升学,1982年投身幼儿教育。机缘巧合下,加入剧艺研究会的前身培训班,经过两年学习后成为剧艺研究会会员。

2013年,黄翠凤接到导演邀约,为电影推荐及安排素人演员;却意外获邀出演角色,才真正踏入表演艺术领域。此后她陆续参与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及广告等演出。

不过,多年的从业经历也让她观察到,女性在影视及表演艺术领域仍可能面对年龄及性别上的限制。以自己曾参与的一部电视剧为例,尽管饰演主要角色、戏份相当重,自己的片酬却低于剧中的男性演员及部分其他角色。

今年,带领剧艺研究会演出经典原创歌剧《汉丽宝》,她真正体会到作为女性领导者所面对的挑战。在筹款过程中,也曾遭遇一些带有性别意味的言论——有人认为女性没有必要追求大型演出,年纪大了“去旅行”、“做做其他工作”即可,质疑她为何坚持筹办一场耗资55万令吉的演出。面对这些声音,她并没有放弃,演出最终圆满完成。

今年,带领剧艺研究会演出经典原创歌剧《汉丽宝》,她真正体会到作为女性领导者所面对的挑战。(图片来源:Cloudjoi)

她指出,剧艺研究会作为非营利团体,一直致力于提供一个不分年龄及性别的表演艺术平台,并设有相关培训及奖学金,协助年轻表演艺术及相关科系的大专生。

谈及此次分享的核心,黄翠凤强调,女性最重要的是建立自信,同时保持自重、自强及自立。

从妇女节谈性别平等 苏淑桦:平等应成为社会长期议题

谈及庆祝女性存在的节日,大家自然会联想到妇女节。

苏淑桦毕业自新闻系,长期关注体制问题,尝试赋权基层人民。她强调,妇女节有其历史脉络,并不是单纯的妇女感恩节。1909年3月8日,女性曾走上街头,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获得教育与投票权,取得成功后,便将此日定为妇女节。

时代不断进步,即使今天女性在教育、就业及政治参与方面已取得不少进展,性别不平等仍然存在,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大马女性低收入族群仍然存在,而女性即使参与劳动市场,也未必能进入高收入或高决策权的职位,因此不能以“女性已经可以工作”来判断性别平等已经实现。

苏淑桦强调,妇女节有其历史脉络,并不是单纯的妇女感恩节。(摄影:傅译萱)

她也提醒,女性在家庭中所承担的照护工作同样具有经济及社会价值,她们稳住家庭、间接支撑了国家的运作,但这些劳动往往没有被市场充分计算。

她认为,家庭照护、育儿及家务等工作,虽然未必直接产生薪资,却是维持社会运作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在讨论女性的经济参与时,不能只看女性是否有一份有薪工作,也应重新思考无酬照护工作的社会价值。

谈及家庭与性别角色,她也提到,强大的家庭与和谐社会固然重要,但家庭的稳定不应建立在女性单方面承担责任之上。社会必须重新理解男女在家庭及社会中的角色,并通过制度让不同性别都能够平衡家庭与工作。

社会必须重新理解男女在家庭及社会中的角色,并通过制度让不同性别都能够平衡家庭与工作。(图片来源:Freepik)

性别平等不是打击男性,也不是让女性取代男性,而是让每一个人在社会中都能够拥有平等的选择与发展机会。

“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平衡角色,这些并不是通过打击教育,而是要通过实质的改变。”

此外,她也关注女性遭受暴力的问题,指出全球女性仍面对亲密关系暴力、性别暴力等威胁,而相关问题不能只依靠个人自救或社会呼吁处理。面对性别暴力,除了提高社会意识,也需要更完整的法律、支援及保护制度。如此,受害者能够获得实际协助,并让加害行为受到有效制止。

面对性别暴力,除了提高社会意识,也需要更完整的法律、支援及保护制度。(图片来源:Freepik)

社会要推动女性平等,必须同时从法律、经济、教育及社会制度等不同层面着手,并通过研究与数据了解女性真正面对的问题。

苏淑桦强调,女性权益不应只在国际妇女节被讨论,而应成为社会长期关注的议题。从婚姻、人权到政治参与,每一个制度的进步,都应让不同性别的人能够拥有更多选择与更平等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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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译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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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网记者,音乐专栏作者。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毕业。喜欢新诗和摇滚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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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吉
郑秉吉是机兴集团(Khind)主席。26岁那年加入父亲创办的家族企业——机兴公司,并把这家传统家族企业打造成一家专业经营的跨国集团,业务范围横跨全球60个国家。2014年协助成立马来西亚伟事达中文组,目前是马来西亚伟事达总裁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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