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手机壳，一个RM2.90还跨境包邮，一个RM10.90本地免邮。你会选哪一个？ 答案几乎没有悬念。 绝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选择前者。在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今天，消费者货比三家后选择便宜的，天经地义。能够用RM2.90买到的东西，没有人愿意多花RM8.00？ 消费者没错，但问题是，当一个商品便宜到连跨境运输都不用消费者付钱时，我们有没有停下来想过，这笔钱，到底是谁替我们付了？那个价格标签上所写的RM2.90，根本不是这件商品真正的成本。成本没有消失，而是重新被分配。
拼多多近期在马来西亚打出的“跨境包邮”策略，其实根本不是一场对消费者的善意馈赠，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市场掠夺战：用低于成本的补贴绞杀本地电商与中小商家，用暴增的包裹量压榨送货员的体力与安全，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垄断。
当那一天到来，今天你省下的每一块钱，都会加倍还回去。
拉曼大学商业与金融学院经济系副教授黄锦荣博士用了三个概念来拆穿这个“便宜”的真相。
第一，掠夺性定价（predatory pricing）。
所谓掠夺性定价，就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目的不是让你省钱，而是把对手全部干掉，等市场份额到手，再重新把价格调高。
“那些财力雄厚的公司，有能力承担亏损；小型公司根本没有办法应对这种低于成本的价格厮杀。”黄锦荣说。
拼多多用的是推荐制，而非搜索制。谁的价钱最低，谁就被推到最上方。于是中国商家被迫拼命压价，而平台的推荐逻辑又反过来绑架了整个供给端。这不是市场自然竞争的结果，是算法设计出来的价格绞肉机。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平台通过推荐机制放大低价竞争。消费者在Shopee、Lazada上往往先搜索再购买；拼多多则更强调推荐，把商品主动推到消费者面前。当价格成为重要竞争条件，商家自然会不断压低价格争取流量。
第二，跨国外部性。
一个RM2.90的商品从中国工厂进入马来西亚，需经过包装、跨境运输及本地配送，这些过程都会产生碳排放、包装废弃物及其他社会成本。这些环境成本本来应该反映在价格上，让消费者为真实的代价买单。但在“零邮费”的机制底下，这些成本被完全掩盖。
“市场价格应该反映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但掠夺性定价连私人成本都不反映，更不用说社会成本了。”黄锦荣说，这样的结果是，消费者在“赚到了”的错觉中，鼓励了无止境的超额消费，并加剧了环境的负外部性。
第三，消费者剩余幻觉。
消费者每次看到“免运费”，心理门槛进一步降低，每一次下单都觉得自己“薅到了羊毛”，很容易产生“买了就是赚到”的感觉。
“因为便宜，你会更容易被诱使无限制消费。很多东西根本不需要，买回来就丢一边。每一次消费的满足感看起来是正的，但囤积起来的总满足感其实在下降。”他说。
也就是说，低价与零运费不只是在改变消费者“花多少钱”，也可能改变“买多少”。当原本没有购买需要的商品，因为便宜而被不断买进，最后这种被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正在消耗着国家的公共资源和环境承受力。
所以，当所有人都在追逐低价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看一眼低价背后的账单？
天下没有真正的免运费
马来西亚电子商务总商会总会长傅大伟表示，消费者看到的“免运费”，并不代表运输没有成本，而只是这笔成本没有直接出现在消费者账单上。
傅大伟说，它可能来自平台补贴、商家让利，也可能来自庞大的订单规模，让平台能够与物流企业取得更低的单位运输成本。
拼多多另一个优势，是更直接地连接制造商与消费者，减少传统批发、零售等中间环节，因此能够进一步压缩成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商品，本地卖RM15，跨境平台却可以卖RM5。
答案并非是“马来西亚商家赚太多”，可能是因为两边根本不是在同一套成本结构下经营。因此，傅大伟认为，价格差距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本地商家“卖贵了”。
马来西亚零售连锁协会会长拿督刘明也直言，本地商家面对的不只是价格问题，而是整个供应链与竞争环境的差距。
他指出，拼多多部分商品的低价，与平台补贴以及对供应商成本的压缩有关。
他说，若低价竞争持续扩大，本地中小企业面对的压力将越来越明显，或许不出一年，本地电商和商家将会全军覆没。
为什么本地商家做不到？
“为什么Shopee卖RM15，拼多多只卖RM5？是不是本地商家赚太多？”这是消费者最容易产生的疑问。
但价格差距背后，其实是两套不同的商业结构。
黄锦荣指出，传统商品从制造商到消费者，中间还存在批发、零售、仓储及本地运输；拼多多则更接近制造商直接触达消费者，再通过大规模订单和平台推荐降低单位成本。再加上平台通过推荐机制、庞大订单量及价格竞争，使商家可以用“薄利多销”的方式换取规模。
所以，本地企业即使努力压价，也未必能与这种跨境供应链模式硬碰硬。
傅大伟也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完整供应链、大规模生产能力以及庞大的内需市场，企业享有人口规模带来的生产红利。这些规模优势，本来就是马来西亚中小企业难以复制的。加上本地企业还需要承担雇员公积金（EPF）、社会保险（SOCSO）、租金、税务及各项合规成本。双方根本很难用同一标准比较价格。”
对此，他认为本地企业真正应该提升的，并不是单纯把售价继续往下压，而是品牌、服务、数字化及供应链效率。但问题是，如果本地企业连累积经验的机会都没有，谈产业升级也无从谈起。
黄锦荣指出，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学习过程。企业只有在生产、犯错、修正与改良的过程中，才会逐步累积技术、降低成本、提高品质。一家本地企业今天可能只是进口、包装、销售；几年后却可能开始设计产品、开模、建立生产线，甚至出口。
产业能力，本来就是这样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如果企业在尚未完成这个过程之前，就被超低价商品挤出市场，失去的便不只是一家店，而是一条原本可能逐步成长起来的产业路径。
黄锦荣提醒，马来西亚98%的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其中六七成是服务行业，大概四到五成的本地劳动人口就在中小企业工作。
这意味着，当本地企业受到长期挤压时，本地企业无法与跨境低价商品竞争时，受到影响的最终不只是“老板”，因为消费者本身也是劳动者。
“谁会在现在预测到，拼多多会间接让你丢了工作？谁能预测到你所服务的公司，会因为客户被拼多多打倒，而失去相关业务？”
消费者今天省下RM10，未必马上感觉到影响。但如果明天雇主因为市场萎缩而裁员，这RM10又还剩下多少意义？
所以，本地商家不是“不努力”，也不是“更便宜”的问题，而是游戏规则根本不同，中国电商和本地电商根本没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本地商家处于一个被设计成必输的战场上打仗。
待割的韭菜
货比三家、选择便宜，当然是消费者的权利。但如果一个市场长期只剩下“谁能把价格压到最低”，竞争最终会不会从促进效率，变成消灭竞争者？
黄锦荣解释，经济学上的“掠夺性定价”，通常指企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以排挤竞争对手，最终扩大市场力量。
平台补贴、免费运费和低价促销，本身并不自动等于违法，也不意味着一定存在掠夺性定价。但平台低价竞争最值得关注和警惕的的，并不是今天的价格，而是市场集中后的变化。
平台真正要建立的，不只是今天这一笔交易，而是用户、数据、消费习惯与市场规模。
黄锦荣指出，平台竞争一旦走向高度集中，消费者短期获得的“消费者剩余”可能最终被收回。
当更多消费者进入平台，更多商家为了订单而进入平台，平台就能进一步扩大交易规模；而当用户和商家越来越依赖平台，退出成本也会随之增加。
拼多多在其官方资料中也提到平台的网络效应，即更多消费者吸引更多商家，更多商家又带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进一步吸引消费者。
这并不意味着拼多多必然走向垄断。但它说明，平台竞争真正争夺的，从来不只是一件商品，而是消费者未来每一次购物的入口。
黄锦荣把科技平台在建立用户黏性后，逐渐降低服务品质、提高收费或收回前期补贴的现象，联系到近年来讨论的“平台劣化”（enshittification）。
换句话说，今天的低价并不等于明天的低价。
如果竞争者越来越少，消费者还有多少议价能力？
如果本地平台、中小卖家甚至实体商家逐渐退出，消费者失去的也不只是选择数量，而是选择本身。
到了那个时候，消费者是否还能继续享受今天这样的价格，就不再是一个由消费者决定的问题。
你我皆池鱼
价格战最容易让人忽略的，是那些不会出现在购物车里的隐形代价。消费者现在所得到的“省钱”，最后的代价是很大的。
黄锦荣指出，在经济学上，价格除了应该反映生产者本身承担的私人成本，也涉及社会成本。因此，跨境低价商品的外部成本除了本地商家和劳动力市场，还可能包括税收与环境。
一件RM2的商品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需要经过生产、包装、跨境运输及最后一公里配送。
运费可以由平台补贴，但运输不会消失，包装不会消失，碳排放也不会消失。当大量低价商品因为“免运费”而刺激消费者产生更多购买欲望，消费量增加，跨境运输、包装与废弃物所产生的负外部性也可能随之扩大，但商品最终可能被闲置、遗忘，甚至直接丢弃。
换句话说，低价刺激的不只是消费，也可能刺激浪费。
黄锦荣所谓的“消费者剩余幻觉”，正是在这里发生。
你或许正在为自己省下了几令吉而感到开心，可社会正在承担的，却可能是商品从工厂到垃圾桶的整个生命周期。
这并不是说消费者不应该网购，而是我们在购物前需要问：如果一个商品便宜到鼓励我们不断购买，我们得到的究竟是更好的生活，还是更多的消费？
自由市场的边界
目前围绕拼多多的争论，很容易变成两个极端。
一边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另一边则认为，消费者选择便宜商品天经地义，政府不应干预，甚至觉得政府多管闲事。
其实，两边都忽略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监管并不等于禁止。
消费者选择便宜的产品，是自由市场的正当行为。但问题在于，这真的是“自由市场”吗？
黄锦荣出了一个关键的辨识：“自由市场的底层逻辑，是各个商家都要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如果你的平台本来就给你不对等的优势，那就是市场歧视，不是自由市场。”
他以不同地区企业税率作为例子：如果槟城的商家缴企业税10%，雪隆区的商家缴24%，槟城商家可以低价卖，不是因为他产品好、效率高，而是因为他受了一套不同的规则保护。这时候，你还会认为这是“自由竞争”吗？你不会。你会认为这是歧视，是扭曲。
这一套理论放到跨境电商里也是一样。
如果外国商家与本地商家承担不同的税务、认证、劳工及合规责任，却同时争夺同一批消费者，那么市场竞争自然会出现失衡。
这正是拼多多模式的核心问题。
它不是在马来西亚的市场里竞争，它是在一套完全不同的成本结构、税务规则和劳工标准下，向马来西亚市场倾销商品。它从未踏进“自由市场”的门槛，它是从门外伸进一只手，把整个市场的价格体系搅得天翻地覆。
这也是为什么其他市场正在重新检视跨境低价电商模式。
例如美国近年收紧针对低价值包裹的免税待遇，Temu等依赖大量低值跨境包裹的商业模式因此受到冲击；欧盟也持续加强对大型平台、第三方商家及低价进口商品的监管。
马来西亚也并非完全没有相关制度。例如进口低价值货物目前已经涉及10%销售税制度，平台在相关交易中承担代征代缴责任。
因此，政府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要不要禁止拼多多？”，而是“现有的规则够不够应付跨境平台经济？”
产品认证有没有做到？税务有没有完整落实？外国平台是否承担与本地企业相应的责任？消费者权益有没有保障？竞争法是否足以应付跨境平台经济？
这些才是政策应该回答的问题。
当然，政府也不能只保护本地企业。如果本地商家永远依靠保护政策，不提高效率、不改善服务、不创新，那么保护最终也会变成另一种伤害。
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公平竞争本身。
“低价”不能成为唯一规则
消费者当然可以继续买，而且甚至承认：便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对于面对生活成本压力的家庭而言，RM5和RM15之间的差距，是真实存在的。当他们能够用RM5而购买到与RM15同样的日用品，对他们而言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所以，这篇文章真正想提醒民众的，是别把“低价”误认为“没有代价”。
当你省下RM10的时候，钱并没有凭空消失。它可能从平台补贴、商家让利、物流成本和供应链规模，甚至最终以税收、环境、劳动安全与产业能力等方式，在另一个地方出现。
今天，一家本地商店倒闭，你可能没有感觉，因为你还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东西；今天，一个送货员的工作量暴增，你可能看不见，因为你的包裹还是准时送达了；今天，一个本地企业倒闭了，你也不会知道，因为你依然可以买到中国进口的商品。
但当这些事情累积起来，发现失去的就不再是一间商店、一个工作岗位或一位员工，而是一条本地产业链、一批工作机会，以及一个国家原本可以慢慢长大的产业生态和竞争力。
所以，拼多多真正带给马来西亚的考验不是：“我们要不要买？”而是我们能不能让消费者继续买得便宜，同时让本地企业、劳动者、环境与市场竞争，不必为这份便宜付出不合理的代价？
一个健康的市场，不应该让消费者在“便宜”和“公平”之间二选一。
便宜可以是竞争力，但如果便宜的前提是把成本藏到别人身上，那么这就不再只是价格问题，而是一张迟早要有人付款的账单。
如果消费者有权选择最低价，政府就有责任确保这场最低价竞争建立在公平、透明、可持续的规则之上。因为消费者可以选择便宜，但市场不能选择失去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