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古屋亚运会上，有现场观众挥舞写有“台湾”字样的毛巾为球队加油被工作人员制止。事后大会组委会就此道歉。名古屋亚运业者对台湾的处理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共有45个国家及难民代表团参赛。然而，以“中华台北”名义出赛的台湾队，却因观众的应援方式引发争议。
9月25日举行的台湾对中国棒球赛中，有台湾观众试图挥舞写有“台湾”字样的毛巾为球队加油，却遭现场工作人员制止。翌日台湾对日本的比赛中，场馆入口更张贴旭日旗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图示，并标示“禁止携带上述旗帜”。
大会运营方的过度反应?
根据1979年国际奥委会（IOC）的“名古屋决议”，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参与奥林匹克运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不能作为代表旗帜在相关国际体育赛事中使用；然而，写有“台湾”字样的应援毛巾并不在禁止之列。
对此，现场台湾与日本观众质疑：“这并非政治主张。为什么五星红旗和朝鲜国旗就没问题呢？”
大会组织委员会事后表示：“对于可能引起误解的物品，我们会根据现场判断予以制止，但这次是现场工作人员与会场负责人的错误认知”，并就此致歉。
长期驻台的日本资深记者野嶋刚也向《每日新闻》指出：“这是大会运营方的过度反应。若是‘中华民国’国旗尚可理解，但不该连‘台湾’都加以管制。在日本代表队的比赛中，即使高举‘大和魂’标语，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吧。”
不过，大会对其他同样可能涉及政治敏感性的事件，处理方式并不完全相同。
以“A货金正恩”闻名的港裔澳大利亚人霍华德·X（Howard X）向德国之声表示：“本次亚运会期间，我曾数次以金正恩装扮现身朝鲜选手参赛的场馆。虽然“朝鲜总联”（亲朝鲜的在日朝鲜人团体）为声援朝鲜而提出抗议，我被要求与他们保持距离，但从未被驱逐出场。”
此外，主办方在朝鲜男子曲棍球队对韩国的比赛中，一度误播朝鲜国歌，事后亦为此致歉。
对于大会接连出现的运营问题，《朝日新闻》从实务层面指出，东京奥运串通标案事件的后续影响，使大会无法与具备大型体育赛事运营经验的主要广告公司签订相关合约。
一名要求匿名日本资深记者向德国之声表示，这次亚运主要由爱知县与名古屋市等地方政府主导，相关争议与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并无直接关系。
他说：“地方政府官僚可能只是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直接而严格地管理会场与观众。地方政府官员并没有太多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经验。”
日本政界人士河村建一也向德国之声表示：“像奥运会这样由国家深度介入运营的活动，确实会受到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但在日本国内，体育、文化及艺术类活动，通常较少受到当时执政当局政治方针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些活动基本上是在独立、中立的立场下运作。”
前众议院议员、现任皇学馆大学教授村上政俊则向德国之声表示：“此次风波属于大会运营层面的实务问题，若将其与政权或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挂钩，未免为时过早。目前的高市政权十分重视台湾，并正加速为‘台湾有事’做准备。此外，日本社会对台湾的好感度也相当高。”
实际上，高市早苗去年10月就任首相后，11月即表示中国若封锁台湾或动武，可能构成日本得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此后高市政府支持率上升，自民党也在今年2月众议院大选中大获全胜，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
因此，名古屋亚运对“台湾”的处理虽被视为运营问题，仍留下一个疑问：如果只是执行既有规定，为何还要将禁止携带旭日旗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图示直接张贴于入口处？回顾历史，日本在处理台湾所涉及的外交敏感问题时，确实曾采取过一些高度具体、甚至“可视化”的区隔措施。
日本航空公司对台湾航线的特殊处理
1972年日中建交，台日断交后，1978年成田国际机场启用，东京的国际航线原则上由羽田转移至成田，但中华航空并未随其他外国航空公司迁往成田，而是继续使用国内线专用的羽田机场。其背景是中方的要求，以及避免中国与台湾航空公司使用同一机场所引发的政治问题。
这类“机场分离”安排，在其他国家则相当罕见。
因此，中华航空长期从羽田运营台北及美国檀香山等航线，直到2002年才迁往成田。然而，这项安排却意外为中华航空带来好处。迁移前夕，中华航空公关负责人向《台北时报》表示，“过去27年间，邻近市中心的羽田一直是该公司经营台北－东京航线的一大优势。”从羽田搭乘铁路前往东京都心仅需约20分钟，而从成田出发则需约1小时。
航空公司的安排也有类似情况。1975年，日本航空另行成立“日本亚洲航空”（Japan Asia Airways），由其负责台湾航线，以避免日本航空同时经营中国与台湾航线所可能产生的外交摩擦。全日空则从1994年起透过子公司Air Nippon运营台湾航线。然而，2007年台日达成新的航空协议后，日本航空与全日空得以直接运营台湾航线。
不过，这种将台湾航线与母公司分离的做法并非日本独有。1990年代，包括英国、法国、荷兰、瑞士及澳大利亚的航空公司，也曾设立亚洲子公司或特殊品牌运营台湾航线。
值得注意的因此并非“只有日本曾特殊处理台湾”，而是日本曾经把外交上的模糊与敏感性，转化为非常具体而可见的运营区隔——不同公司、不同航线，甚至不同机场。
近半世纪后，名古屋亚运虽不存在相同的外交背景，但从“非参赛国旗帜”的抽象规定，到直接在场馆入口展示特定旗帜图样，是否反映日本行政文化将政治模糊地带转化为具体、可视化规则的倾向，仍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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