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病例居高不下，大马医疗系统面临崩溃危机，医生必须筛选出痊愈率较高的病患进行治疗……这些都并非危言耸听。《访问》分别采访了在国大医院与吉隆坡中央医院担任前线医护人员的陈沱良医生（Dr Seb）与曾凯勤医生（Dr. KC），让他们以自己跟病毒直接对抗的经历来告诉你，在疫情爆发以来，前线医护人员究竟经历了什么吧！
目前在国大医院急诊室担任顾问的陈沱良医生告诉《访问》，当疫情来袭时，每一个在急症室科的医护人员其实没有任何选择，他们都必须成为最前线，因为接收患者就是急症室的责任。
疫情前，急症室所接收的病人就有千百种，从小孩子到老人，从车祸到癌症，需处理蛇虫咬伤，也需处理突然发病的各种患者，有时还得处理刑事案件包括虐童案、性侵案，甚至在解剖科成立以前，解剖死者亦是由急症科负责。疫情爆发后，急症室的工作变得更加繁重，除了要处理平时遇到的各种案例，接收与照顾冠病患者也成了他们的任务之一。
陈沱良表示，自从疫情爆发后，急症室就分成了冠病区与非冠病区，因为急症室的医护人员会依据班表在两区之间来回替换，换句话说，每个急症室的医护人员都必须承受不幸感染冠病的心理压力。
“其实on call的时候是没有分别的，因为会有人手不够的情况，就好像这个班我原本是负责非冠病区的，但如果冠病区不够人，我们就会过去帮忙。”
与去年三月疫情刚刚爆发相比，陈沱良认为，如今的医护人员已具备足够的传染学知识来对抗新冠肺炎，包括如何做好隔离、在使用某些仪器时如何降低被感染的风险，以及不再因恐惧而拒绝接收冠病患者等，然而，令人无奈的是，新冠病例却不断创新高，让我国的医疗系统面临瘫痪危机。
“我们现在就面临着床位不足的问题，我每次去上班都是为这个烦。当楼上的病房满了，就不可能再接收新病人，但我们也不可能把病人推走，所以急症室就变成临时的病床，而新病人是一天天累积的，当你看到急症室堆满了患者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无力感，也是作为一个医生感到最无助的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去跟楼上的病房沟通，看有没有症状比较轻微的病人可以把病床让出来。”
他说道，无论是新病人要等几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因为医生还在给其他患者做治疗），或者是躺在急症室的非重症患者要等4至5天才有病床，类似的情况每天都在上演。
编按：上图陈沱良医生所拿着的仪器，是他耗费多年心血所发明的败血症快速侦察器（SepsidotTM），就好像血糖机一样，能够从手指的一滴血就快速侦测出败血症。目前，此仪器已开始用于侦测败血症，但能否透过此仪器快速侦测出冠病患者是否已进入败血症阶段，则仍处于最后的研究阶段。倘若研究成功，将让医生能更早为进入败血症阶段的冠病患者进行加护治疗，以降低死亡率。有关此仪器的更多详情，可点此观看相关专访影片。
陈沱良曾经想过，这个疫情究竟会持续多久，作为身心灵同时都得承受巨大考验的前线医护人员，他更是一度想要放弃。
“去年年底我有想过放弃，尤其是10月，案例一下子暴增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也很尽责了，但是却有不尽责的人导致情况恶化。医生也是人，会有心理压力，会焦虑，会担心疫情而睡不着，那个时候甚至不知道可以把这些怨气出在哪里……不过最后还是看开了，因为怨也没有用，不如把精力放在推广防疫的工作，我现在的目标是——把医疗系统的负担减到最低。”
他指出，病人不一定需要理解医生的辛苦，医治病人本来就是医生的工作，但这场仗如果只靠医生在打，绝对无法胜利。
“人民必须自保，因为生病的是你、痛的也是你，就好像没有人可以代你考试一样，医生只能从旁协助，能够打败病毒的只有你自己。当我们帮病患拿着手机，让他们可以跟家人说遗言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心酸，但又只能逼自己删除掉这些记忆，继续保持正面，因为还有太多病人等着我们去照顾。”
陈沱良认为，在病毒肆虐的此时此刻，拥有“互助精神”非常重要，因为瘟疫就是病毒“团结合作”的产物，而作为拥有智慧、思想的人类，又怎可以输给“连脑也没有”的病毒呢？
“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做好自己应尽的责任，那别人也可以从中得益。其实新冠肺炎一开始也是一个无名的病，想要驱赶这个无名的病，就要从无名的每一个人着手……我们在前线的，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也请大家做好自己的本分，一起加油打这场仗。”
内科部医生曾凯勤：早已做好染疫的心理准备
在吉隆玻中央医院担任内科部医生的曾凯勤（Dr. KC）在接受《访问》专访时表示，他是从2020年3月开始处理冠病病例，如今早已习惯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工作，也做好不慎染疫的心理准备，让他较为介怀的却是——作为前线医护人员，有时必须在家人与病患之间做取舍。
疫情之后，跟家人联络的时间肯定变少了，我也忘了上一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曾凯勤说道，舅舅不久前过世，他的家人都希望他能回家乡（彭亨而连突）一趟，但因为工作关系，最后还是选择留在了吉隆坡。
“家人很久都没有看到我了，所以希望我可以回家，加上我的外婆也很老了，就很想回去关心我的外婆，但是如果真的请假，我又担心医院的同事忙不过来，人手不足，就有一点左右为难，蛮痛苦的。最后我的家人有安慰我说‘有心就好’，我也只能希望舅舅不会怪我没有回家，因为我在这里面对的每一个病人，也是其他人的家人……”
除了在接触冠病患者时需“全副武装”外，曾凯勤表示，疫情对他的工作带来的另一个最大影响就是工作时间变得不规律，甚至偶尔还会忘了“今天是星期几”。
“疫情之前，我们的上班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周末两天是休息，如果on call的话，也会提前一个月知道，所以时间比较宽松，也可以安排空闲的时间要做什么。现在的话，就是会分早班和晚班，可能我星期三当了晚班，星期四休息，星期五、星期六要回去工作，礼拜天又是晚班，就变成规律已经不存在了，其实会有一些精神压力，因为睡眠时间也被打乱，有时睡醒还会很惊慌，害怕自己错过了当班时间。”
尽管如此，曾凯勤却从未想过要离开前线医护人员的这一岗位，他笑称，也许是17岁就独自来到吉隆坡闯的他“比较能吃苦”吧！
“累是肯定有的，而且政府医院的工作量会比较重一点，我也亲眼看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在疫情爆发后离开了政府医院或卫生部，可能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吧……怎样挺过来？我觉得身边人的支持很重要，因为我也有好朋友是一起在医院工作的，所以当我跟对方诉苦的时候，对方反而会比家人还能明白你的压力。”
他也说道，虽然医生是一份高危职业，但这份工作所带来的成就感也是无可比拟的。
“当你跟病患说他们的情况好转了，可以出院的时候，他们脸上的喜悦，表达出来的情感，是很让人感动的。当中有些病人可能就会送一些食物、小饼干给我们表示谢意，当你在相当疲乏的那一瞬间，突然收到蕴含了感恩心意的这么一片小蛋糕时，其实整个人的心情就会好起来。”
不过，让曾凯勤感到忧心的是，现在的疫情情况比一年半之前来得严峻许多，在今年5月至6月，病例一度上升至每日新增7千、8千，甚至9千宗的时候，他所服务的医院因床位不足，被迫在患者之间做选择，选出痊愈率较高的患者进行治疗。
“其实我们的医疗系统真的很紧绷，不止床位不够，ICU床位更不够，当ICU的同事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时，真的很艰难。我希望大众不要再小看自己的一些个人责任，不要以为没关系，这种心态非常危险，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无所谓，100个人就是100个无所谓，1000个人就是1000个无所谓，这样是没办法控制疫情的。”
做好防疫措施，参与疫苗接种计划，或许我们就无需看到大马医疗系统崩溃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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