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等生（1939-2020）具备本身独有的忧郁性情，这里指的忧郁，主要呈献在创作时的状态、文学里的氛围，以及一生追求幽远几乎不可及的远方，而衍生出来的张力，这些现象几乎穿过他的一生，串成很特殊的地位，也可以这么说，七等生以一生酝酿了一代忧郁圣者的形象，而且以作品的成就、小说的丰富取得读者信任、认可和追随。
他的写作生涯，文学生命主要建立在自己圈地而起的位置，没有涉及太多文学社团、文学活动，不随波逐流，长期在自己的信念上开拓文学和艺术，这种情况使到他的文风比其他作家来得独特，也无人可以模拟，他的小说曾经引起广泛讨论，而且很多尚无法定位，只有处在观察的过程，无法盖棺定论，这意味着他的小说艺术是超越了普及的论述。
刚过世的香港学者刘绍铭曾仔细研究七等生的小说创作，他下了一个小总结，形容七等生的小说，像“小儿麻痹的文体”，学者应该是经过长期的探讨及推敲小说家作品后取得的心得，也可说是在尖锐洞察中展现出归类的困难；七等生的友人雷骧曾感喟说，七等生的小说让多少评者误入歧途，一语道出小说中充满歧义性；学者王德威早期论及七等生小说时也承认，对其小说不太了解，又必须常提到他。这意味着七等生小说在台湾文坛，甚至是世界华文文坛及小说世界中，有其不可不正视的地位。
七等生出生在台湾苗栗，自台北师范学校艺术科毕业后，在多间小学长期任教职，1989年退休后专事文学创作，间中参与一些文学刊物工作，例如1966年与小说家施叔青等人创办《文学季刊》，并在1983年应邀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参与“国际作家工作坊”。
他在23岁那年，即1962年首次在《联合报》副刊发表小说，由于其小说多有本身自传背影，在情节和结构上有明显的对照，例如〈沙河悲歌〉的李文龙，而且，小说场景常出现“沙河、黑眼珠”意象，这些都被学术界认定与其生命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在整个60、70年代是七等生创作的丰收期，1977年，远行出版社甚至为他出版《七等生小全集》及作品评论集，特别是他的小说〈我爱黑眼珠〉在当时引发广泛讨论及争议，很多读者用道德目光批判他的小说。七等生也不忌言，用写作一步步揭开内心黑暗世界，认为忧郁是自然而来，是一种疯狂的结果。
实际上，在60年代创作最投入时，他当时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窗户用一张张裸女的图片掩盖起来，房内的桌灯是房间内唯一的光源，他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置身在黑暗中，让自己淊在一种恍惚的感觉，用来召唤心灵狂野的文字之兽。
七等生出生贫穷，在多篇作品中成为主调，也从类似的身世中追求自由，可能我也有些相同的经历，对他的小说特别喜欢，曾有一段蛮长的时期，七等生的小说一直陪伴在身，不弃不离，在房里、办公事或远行带着的小背包里，似乎成了一个沉默友伴。我对七等生小说的偏爱，似乎理不上一个完整的头绪，我曾想，如果能够理得出喜爱他小说的道理，大概就不算是真正偏爱了。
他的文学创作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到写实主义，以一生演释对艺术的追求和坚持，转折和美学。
无论如何，七等生在台湾小说发展史中，拥有不被摇动的地位，这本史论形容他：“他是一个超现实的作家，但他的作品却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他在2010年获得台湾第14届国家文艺奖，2020年印刻出版社出版《七等生全集》，依创作文类和时序分为13册，即第1至9册为小说卷、第10至12册为散文卷及第13册为诗集，2021年，在他过世后，亚纪艺术出版了 《七等生艺术集》，含画册及摄影，这么说来，七等生一生从事的创作包括小说、散文诗、绘画及摄影，可说是完成了人生完臻的哲理，也把自己的一生打造为忧伤的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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