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似乎特别注意本地出版业如何低靡，前有大将低价促销自救，后来文运、红蜻蜓陆续发布类似讯息。其实，低靡的何止书业，百业皆萧条，除非你生产手套。
大观出版社社长郭镇豪却有独特的看法，说这本应是出版业起飞的时候，怎么说呢？我想逻辑是这样的，大家困在家中总不能一直看电视、打电动，总有需要看看书。更重要的是，在诸事不顺的疫情当中更应趁机充电，以应付未来的挑战。
以我观察，大众确有意识到学习的重要，迫切需求新技能。你有注意到行管期间那些层出不穷的“行销大师”广告吗？确有读者对我反映考虑去“上课”，尽管这些大师看起来多不可靠也好，大家已是病急乱投医。
这些大师之所以一个接一个出现，必是因为持续有顾客愿意上钩。吊诡的是，书本作为方便又便宜的学习管道，也是优质的消闲办法，却乏人问津，以至出版业者陷入苦撑的局面。这是因为阅读风气本来不盛吗？我想未必，这只是个惯常的说法。
如果你能相信国家图书馆2014 年的调查报告，马来西亚人平均一年读15本书，2007年时每年只读两本。我们姑且保守地估计到2020年这数字增长到每年20本，虽然离开先进国家的40本还有些距离，但也不像一般认知那样消极。这么说来需求是存在的，那么本地出版业面对的挑战或许是个行销问题。
20本书总值大约RM600吧，买不到半个iPhone，如说价钱是问题，它的问题是太便宜，以致出版社利润有限，但书价没什么弹性，总不能在业绩不好的情况下再考虑起价，故在此不谈价钱。
如果两百万中文读者每年读20本书，那是4千万本，不管怎么看都十分鼓舞。可是，这当中有多少是外国书呢？本地出版业面对外国竞争，这确然是个行销问题。
行销不外乎把对的产品卖给对的顾客，首先，我们有对的产品吗？肯定有。大观出版社长期经营金融财经类书籍，若说读者在疫情期间想进修理财知识或创业，大观有在地化的出版品，比如郑秉吉和邵淑萍编著的《新常态下弯道超车》，又如黄子伦的《股票分析投资揭秘》，这些接地气的出版品是外国书籍难以比拟的。此外，说到接地气，文运是马来西亚研究类书籍的翘楚。
父母总不希望孩子在家一直看电视、打电动，青少年类读物有嘉阳、红蜻蜓等等。红蜻蜓已扩展了出版版图，涵盖青少年类以外的读物，比如那天晴的爱情文学《寂寞公路》。有人出版社长期经营文学类书籍，每位作者皆掷地有声，都是营养丰富的读物。这些作品就算放诸四海，都丝毫不逊，本地出版业的挑战在于如何让更多读者知道到我们的优良品质，选择我们的出版品。
在大家都处于弱势的时候，我萌生了一个不太寻常的念头，与其各家出版社单打独斗，能否大家集合力量共同前进？在旧常态底下，大家或多或少有竞争关系，这竞争关系并不是剧烈的，因为每家出版社的读者群都不一样。如果在目前的困境中大家贡献彼此的行销资源，兴许能帮助大家共度难关，这就是《我们不孤读》活动的期许。
读者是复杂的。大将出版社的读者群，和魔豆、红蜻蜓的不同，但不乏父母师长，也会希望为孩子添购优质读物。同理，大观出版社的读者不乏企业领袖，也许会对文运的社会研究感兴趣。各家出版社结盟，用各自的渠道介绍盟友的产品，不求利润，互相帮忙，那是多么温情的事！
如此，每一家出版社的潜在读者群或可倍数升。这活动刚刚开始，离开成功还远着，应该还不能说是个值得参考的例子。这类试验的一大挑战是数据收集，因为盟友各自行事，大家的资讯系统都不一样，很难统一分析数据。
同样的模式，能否用到出版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呢？《我们不孤读》能否起抛砖引玉之效，吸引其他行业进行类似试验？
我不否认这样的合作不太寻常，有诸多需要调整和磨合的地方，但这不是个平常时候，连亚航都开始送餐了。如果某个行业正走入谷底，和竞争者合作似乎也nothing to lose，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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