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该不该体罚孩子”这个课题，已经平静下来。 怎知就有朋友又再因为这个课题而反目，彼此互不相让的狠劲，正是网络世界的缩影。
其中一位老朋友更以革命家的语气要我表态，要我站在她那一边，去讨伐那些顽固不化落后的异见者。她向我大嚷：”秋玲，外国人都是用爱的教育的，对不对？你快告诉他们，外国人都是不打小孩的。”
看着这位信奉“爱的教育”的朋友，争论起来呲牙咧嘴的模样，令人胆寒，实在无法让人与“爱”做联想。
不过我还是怯诺诺地回覆：错。
我不清楚欧洲的情况，但我可以肯定告诉她：美国人对藤鞭教育的执着，并不亚于东方人。
这句话，总让人震惊。
美国文化如何让“科学”归位
在当代教育讨论中，“spanking”（藤鞭教育或体罚）几乎成为一个见不得人的词，社媒更是充斥“体罚即虐待”的声音。心理学、脑科学、社会学与儿童发展研究者也一再指出：体罚可能造成孩子更高的攻击性、更低的自尊、更差的情绪调节能力以及亲子疏离。数据精确，论述充足。于是，学者、政策倡议者、甚至动画频道，都似乎达成共识：一个文明的社会，不该再有掌掴的声音。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一项又一项民意调查中，在美国这片崇尚科学与理性的土地上，却仍有约一半的父母认为“偶尔打孩子”是必要的。尤其在南方、黑人社区与宗教家庭中， 他们坚持“spare the rod，spoil the child（不打之子，必成败类），甚至有些州属的校园，仍合法允许教师体罚学生（corporal punishment）。在密苏里州的The Cassville School district学区，更是把在2001年就已被废除的体罚重新带回校园。
科学说“不该打”，但这些父母说：“科学不懂我的孩子”。他们的管教理念不是数据，是随地可捡起来用的树枝（switch）。
为什么？为什么一个最讲究科学、拥有全球最丰富心理研究资源的国家，却仍容得下这种父母？
并非美国人轻视科学。恰恰相反，他们的教育体系、许多医疗与政策都建立在科学证据之上。
但科学在美国文化中的位置，从来是“参考”，而非“统治”和“支配”。
美国的社会深植于一种个人主义精神，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定义“善”的权利。心理学可以告诉我们体罚的风险，但不能替我们决定如何教养孩子；医学可以建议饮食结构，但不能要求我们放弃祖母的油炸鸡。
数据可以指引趋势，却无法取代人的判断。
在这一点上，传统美国人和许多传统亚洲父母显示出一种朴素的人文素养：允许科学解释“后果是什么”，但我决定“要不要那个后果”。
看待体罚须既科学又务实
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惩罚不能建立美德，只能建立恐惧。然而，心理学本身的哲学前设，是“个体幸福至上”。它假定每个人都应该享有自由、安全、自主，这本身就是现代的、甚至是西方启蒙以后的产物。
但对许多美国父母来说，尤其那些在贫困、危险、暴力社区中长大的，他们深知：自由之前，必须先有秩序。如果科学告诉他们“不要打”，而现实告诉他们“不打就出事”，他们会选择现实。在这些家庭中，纪律与疼痛是并存的爱。那一根switch，不是为了向孩子泄愤，而是为了提醒：行为有后果。
我曾长时间聆听支持体罚的父母。我听得懂他们的辩护并非主张暴力，而是提醒我们：教育并非纯粹理性的工程，过程也不尽理想化。当我们只用数据、实验、脑图来谈孩子，却忘了教育也关乎伦理、文化与生存经验，那也是孩子的修行。
另一点，心理学家谈惩罚时，多半指向行为矫正的负面后果。早期的行为主义者，包括斯金纳（B.F. Skinner）也承认惩罚本身并非毫无功效，只是成本高、期效短、副作用大。
但在某些超越控制的情境中，即使成本高、期效短、副作用大也能在当下救命。许多瞬间的突发体罚，并非暴力，而是一种情境判断。
2015年4月，美国的巴尔的摩市暴动期间，一段影片引起全国轰动。非裔母亲Toya Graham在街头发现16岁的儿子正参与暴乱，她当众追赶、拉扯并暴打他。那一幕震撼全国。但是，美国人却称她为巴尔的摩的“Mom of the Year”，从平民老百姓、好莱坞影星到政府高员， 无不为她撑腰；是因为美国人鼓励暴力教养吗？她儿子的自尊在全美国人眼皮底下灰飞烟灭， 这位妈妈又到底是在伤害还是保护？
如果我们从心理学分析这位母亲的行为模式，它能告诉我们“打的后果”；但是却无法丈量那一刻她的“心跳”。这正是科学的边界：它能解释有形的，却无法带人体会“那几巴掌的恐惧、绝望、愤怒与爱”。
心理学到底是研究打人的行为还是打人的心才更有意义？科学能量得到人心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类的突发暴打确实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无法用统计模型完全取代人的判断与经验。
美国社会提倡科学，但他们也珍惜“选择的自由”；既接受科学的警示，却不让科学支配一切，彻底取代生活的复杂性。
科学之外，还有“人性”的权衡。 美国社会因此选择让“道德、文化、信仰与科学”共存，并让它们在个人的生活中自行角力， 即让科学的精密提供方法，却不让科学规定生活的意义。
这并非反智，而是一种成熟的社会哲学。
爱的教育难在实践
科学能提出理想的育儿方式，但现实中的家庭，有情绪、有极限、有传承、有期待， 这些都超越实验室的控制变量。
而且，当社会要求家长“只讲道理、不动手”，它也必须反问：我们是否还给了家长足够的支持、教育环境与精神力量？爱的教育真能打包票万无一失？如果答案是：否， 这些空洞该由什么补上？
科学有时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效”，却永远不能指定我们怎么做才是“应该”。如同现在我们面临重症， 医生能告诉我们手术成功率为60%，却无法为我们评估进行手术是有冒险精神、抑或不进行手术就是贪生怕死。养儿育女也一样， 一套演算法无法指引长长的养育人生路。
在我多年的工作里，我见证大部分支持体罚的父母，选择冒险和个人判断大于跟随科学·，对他们而言，数据的投影和公式取代不了为人父母自然的直觉，他们也很少过问他人如何养育。我也见证反对体罚的父母则多半信任科学，待科学如新神，研究报告是圣经，对不跟随者非诛必灭，甚至“杀入学校替天行道”。前者只求孩子别误入歧途， 后者想改造世界。
我明白其实大家都在爱，只是选择了不同方法实践爱。
而我始终相信科学再精密，终究统计不完所有人性。我们也必须思考信奉科学到底应该带来更多自由还是捆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