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自7月起展开医疗业大反腐行动，许多医院高层落马。有分析认为，官方高度管制医疗费用，以及政府对于公立医院的补助过少，导致医院必须自筹收入来源以分配给医师，是中国医疗体系问题的根源。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週日（8月13日）发布一篇“央广网评”谈北京近期大力推动的“医药反腐”，文中批评“一些医生乃至医院院长罔顾医者仁心，逞私欲、谋私利，不仅败坏医德医风，还严重污染医疗行业、破坏医疗公平”，并称医疗界的反腐是人民所共同盼望。
据《重庆日报》集团旗下的“上游新闻”报道，截至上週六（12日）为止，今年中国至少已有176位医院院长、医院书记被查。此外，这176人以男性居多，且落马的医院书记、医院院长多为60后和70后的世代。被查人员名单中，有3名博士生导师和1名硕士生导师，其中更有2位是领有中国国务院津贴的医院高层。
中国这波“医药反腐”从7月中下旬展开：7月21日，中国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联合召开会议，开展为期1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28日，中共中央纪委与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召开动员大会，配合集中整治计划。
有观察认为，这是针对医药产业史上力道最强的打贪工作，除了严查医药代表，医院也开始查科室、查医生。从中国媒体披露的案例看来，几乎每天都有医院的高层干部落马。今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也曾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聚焦教育医疗、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严肃查处贪污侵占、截留挪用、虚报冒领、“吃拿卡要”等行为。
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澎湃新闻”报道称，当前中国医疗体制不健全、制度形同虚设、权力制衡不够，助长了腐败风气。举例而言，现有的药品采购等制度不完善，让乡镇卫生院长“自由裁量权过大”，客观上提供了“权力寻租、以权谋私”的条件。
专家：年轻医师收入确实偏低
据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报道，目前中国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平均投入，仅占公立医院总收入的1成，剩余9成均由公立医院通过医疗服务收费等方式，来发放医生的薪酬。有医药专家告诉DW，这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在医院需要自负盈亏的情况下，有的医院以患者数、提供医疗服务的数量等，作为获取利益的直接手段，从而导致“过度医疗”、“以药养医”等不合理的医疗服务行为出现。
担任中国多家外资医院董事或顾问、华东師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教授陈弘信向DW表示，在中国，医药价格被官方限制，“这不能体现医师的（专业）价值”。因此，各医院有一些方法来“补偿”医师的工作。
有专家认为，中国医疗产业的待遇可能相对偏低。以上海为例，陈弘信说，中国的名校毕业生如果毕业去金融业工作，到30岁可能已有2万元至3万元人民币的月薪，但同龄年轻医师每个月薪资却可能只有人民币不到1万元。
“当你的同学（在金融业）30岁就买房结婚，你（当医师）才领（人民币）几千块，谁要跟你结婚？”陈弘信进一步指出，对中国的年轻医师来说，收入多寡是看医院的各科室会不会有额外奖金，以及主管会不会将这个奖金分给年轻医师。一般来说，要加上绩效奖金之后，医生才有真正足够的收入。
学术会议成另一重点
据上海《新民週刊》报道，在这场反腐风暴中，医院与药商以“学术会议”之名进行利益输送，也成了官方另一大调查重点。
今年5月，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安部、财政部、商务部等中央部门曾联合印发通知，严厉打击医药业以“捐赠”或是学术活动和会议等名义，变相分摊费用、为非法输送利益提供平台或违规接受资助。
随后，广东、广西、浙江等地的医疗机构相继印发通知，加强医疗反腐自查力度，除了把直接收受经营企业或人员的红包回扣列为违规行为，还重点提出医生为企业站台讲课亦违规。此外，官方还要求医务人员须主动退回2018年至2023年5月以来，所收受的讲课费、培训费、研讨费等“不合理报酬”。这意味著，这一轮全国范圍内的医药反腐，至少会追溯到过去5年内。
《新民週刊》指出，以往每年7、8月份会密集举办医药学术会议，新冠疫情之后更是出现“爆发式增长”，不过今年8月以来至少已有10场会议纷纷“避嫌”、宣布延期，往年暑期的医药领域“学习班”、“培训班”也陆续延期或停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