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电影工作者，人们最常记得的是导演、摄影、编剧这些镁光灯聚焦的角色。美术、道具、灯光等，常被统一称为“幕后工作人员”，轻轻带过。即便是肩负电影资金一大使命的制片或监制，也是如此。 然而，中文电影圈其实急需制片，以扮演剧组的“大内总管”。对内要能与导演交流、处理密密麻麻的预算数字、拍摄期程、宣传期等繁琐细节；对外得向投资者交代、扛责任。 这次，趁着台马中文电影交流会，访问与大会主持人、大马籍制片人张炜珍畅聊她如何走上制片路，续而在台湾开设“新世纪南向开发有限公司”，主推马台两地的电影合作案。
张炜珍担任制片的电影中，近期最受大马观众瞩目的就是过去一年不断获奖、请到金钟影帝吴慷仁参演的《富都青年》。
按照张炜珍的说法，制片必需是个“不怕解决问题的人”，也要情绪稳定、抗压力强大，愿意处理琐事。
乍听之下，这些条件是许多工作岗位都会需要的特质，导致外行人总误以为“谁都能当制片”。但成为好制片并不简单。
这个地位与导演平起平坐的全能型角色，还得理解电影的技术和专业层面，并擅长调度和分配资源，扮演剧组内的“黑脸”。
“导演通常是白脸。制片就是一个管家婆，管人、管钱、管事。所有人都会来问你，他要做这件事可以吗，你必需最清楚剧组还有多少钱、多少时间、多少人。”
“导演专心构思和创作画面中的内容时，需要有个‘合伙人’处理其他事务。否则整个剧组一直出问题，导演也不用想专心创作。”
张炜珍说，电影产业越成熟的地方，制片分工越细。一些制片会从开发、拍摄到后期买卖一手包办；但也有人选择做开发型制片，只负责前端工作；或是只做后期制片。
“不过在马来西亚，制片通常是全能型的，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细致分工。”
大马传播学院很少培养制片的课程。台湾是近十年才意识到制片的重要，一些影展设有制片工作坊，课程主要讨论电影企划案、融资、销售和发行等面向的策略。
即便在台湾，张炜珍也是一名全能型制片。其实，穿梭在片场、投资者、导演之间权衡利弊盈亏的她，是因为热爱说故事而投入影视工作。最开始先是编剧，后来才成为制片。
接受自己不是太浪漫的人
很少人知道，今年42岁的张炜珍毕业于工大（UTM）数学系。毕业后，她因为对人的故事充满好奇，大胆转行成为记者，辗转待过报社、电台和电视台。直到27岁，她才抱着对媒体经营决策的诸多疑问赴台升学，修读媒介经营管理。
那期间，她已创作了青春偶像剧《逆风18》和《高校铁金刚》。
“我本来就爱讲故事，小时候喜欢参加讲故事比赛。只不过很多人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可能会成为导演，但我觉得那很困难，目前不考虑。现在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说故事。”
“记者的训练，让我注重逻辑、规划、对时间敏感；加上大学本科念数学，对数字相对敏感，透过这些职业和专业的养成，让我慢慢走上了制片这个岗位。”
从感性的写字人，到理智计算得失的制片、创业人，张炜珍坦言，这些工作的形态差距很大，而她自我调整的方式，是充分了解自己、并接受之。
“有时你会误以为自己是哪一类人，结果不是。我以前是编剧，但慢慢地我发现自己骨子里不太艺术，不是个很浪漫的人。”
“我可以写一些很俗气、迎合市场的东西；但在写作、剧本这块，好多东西我去不到，很难感性地写出一些对白。”
“我觉得人要接受、也要对自己有相当的了解。所以我才会慢慢从编剧转回去当制片，可能接下来会尝试当监制。”
不过，制片也不能对艺术和创作一窍不通。张炜珍提醒，就算不是艺术型的人，也得要充分了解电影艺术并具备敏锐度，才能成为好制片。
“你得跟许多艺术人，比如导演、摄影师、美术沟通，不可能完全不懂或没有这方面的训练。若无法理解他们说什么，你就无法做好管理工作。 ”
像个侦探般融入国外剧组
研究所毕业后，张炜珍留在台湾工作，并在2016年因应新南向政策，开设新世纪南向开发有限公司。
纵观她过去参与的电影，例如《乐园》、《我和我的赛车老爸》、《女优摔吧》都是在地台湾故事。一个马来西亚制片人，如何融入台湾的工作环境？
她坦言，“其实挺难的。”
张炜珍的制片路并非从制作助理做起，而是创业后直接成为公司案子的制片。
身处在上百人的制作团队，她先是战战兢兢地低调观察、再像海绵一样用力学习吸收。
“制作第一个案子《乐园》时，我的两个执行制片非常优秀、非常有经验，我很感谢拥有很好的团队。当时我很少说话，我习惯透过观察来学习，看别人如何做事。”
用马来西亚演员泽耀（阿哲）的话说，那阵子的张炜珍活得像个侦探：人前老神在在，人后拼命提问、找答案。这听起来，恐怕是记者职业病。
从2018年的影展片《乐园》到2019年的商业片《女优摔吧》，张炜珍逐渐变得自信。到了2021年的《我和我的赛车老爸》，她终于脱下侦探的衣帽，大方走出台前，无需藏拙。
鼓励大马电影人走出国际
谈到本地影视产业，张炜珍感叹，剧组人员缺乏参与各类型电影拍摄的机会，甚至拍完一部后就要停工一阵，难以持续而快速地累积专业经验。
这是因为大马中文电影每年的发行量屈指可数，娱乐公司或电影公司也不多，构不成产业链，反而更像游击队。
相较下，台湾一年发行七十到九十部中文电影，从青春爱情、犯罪到恐怖片皆有；活跃开案的电影制片公司约有五百多家，两地影视人员的工作机会差距庞大。还不包括电视剧和影集。
言谈至此，张炜珍直言感到心酸。她认为，目前的出路之一，就是大马电影人更主动争取与国外团队合作，获得更大的机会和市场。
部分大马中文电影的艺术性近年频频在海外影展获得肯定；但在商业市场却表现欠佳。她叹道，这与国家整体文化输出息息相关。马来西亚本土味十足的商业电影，反而会使海外观众难以理解，使作品走不出国。
“别人不晓得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不知道哪些剧情荒谬、好笑或悲哀，没有共情跟共鸣，这是一大障碍。台湾是越在地越国际，它有底气很在地化地创作，台湾人对本土味也很买单。”
因此，她期待离乡背井的电影人，能在有所成就后把案子带回大马，与本地团队一起制作在地化作品，推动大马电影业前进。
敦促演员加强内涵
其实，她本身就正努力落实这个理想。
“我每次开案，若在大马拍就会用台湾演员、拿台湾资金；若在台湾拍，就会拿马来西亚的资金、引入马来西亚演员。这么做现在很难，但我希望有一天大家会很自然地接受它。”
她相信，要改变现况，必需加强马台中文电影之间的交流。 6月初，张炜珍也自告奋勇回马主持台马电影交流会，为这难得的盛事尽一份力。
无论如何，张炜珍提醒，制作团队努力向国外市场推荐大马演员之际，演员也需积极开拓视野或阅读，加强内涵和竞争力，以便走出国际。
“我向台湾的电影案推荐大马演员时，会面对投资方的挑战：这演员有台湾的票房记录吗？凭什么他来演这角色？怎么计算他的投资报酬率？我们要扛责任。”
“（但）马来西亚演员很多基本训练不足，可能与整体产业和观影环境有关。有时海外导演问到平时看哪些电影，或是否看过一些名作，我常发现演员回答不上来。”
晃眼间，张炜珍旅居台湾已15年。身在制片这个理性与感性交错的岗位，写字出身的张炜珍仍会在看到好剧本时，创作欲喷发。
但如今的她，只有夜深人静时才能从工作堆里抬头，迟来的感性也难敌周公的召唤。
现在，她只能盼着有一天公司上轨道了，能有自己的时间时，静下来写个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