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台大走廊，随处可见的盗版英文书、翻译著作和中文书等，由此可见当时的台湾人追求新思想新思维的迫切。最初版的，以翻译作品为主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诞生的台湾杂志。2006年复办《思想》之后，总编辑钱永祥认为，它的角色应该成为世界各地华人交流创伤经验的公共平台。2024年11月15日，钱永祥受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邀请，特别到来马来西亚进行分享，主题为：从《思想》看当代华文知识分子的公共实践。
他们在其中应该具备怎样的特点？公开性讨论社会议题后，人类之间的冲突就会结束吗？
《思想》杂志，是台湾公共知识分子重要的媒介之一。《思想》总编辑钱永祥受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依大）中文学程邀请，进行讲座分享，主题为从《思想》看当代华文知识分子的公共实践。该讲座由依大中文学程主任许德发博士主持。
回看台湾历史 那些急需新思想的人们……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移民到了台湾。他们来到台湾进行思想工作，其中包括胡适、殷海光等人，可以说是“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台湾的第一代知识分子”。
到了1970年，那些受到中华民国旗号之下教育的那群人，进入到了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年龄。当时，许多人称那个年代位台湾的文艺复兴时期。
钱永祥说，台湾许多文化、音乐和电影刊物，都是这一批人开始创办的，“70年代这些文化正在酝酿当中，到了80年代就全面成长了。”
钱永祥所经历的这个年代，“不管在政治、民主制度、还是对自由主义价值的追求，变成社会公认的理想”。1980年的台湾，正处于高度动荡的年代，党外运动、民主运动的崛起。
1950年代过来的那一批人所作的思想工作，对于1980年代的人来说，已经到了尽头。他们在文化上、思想上开始酝酿了新的东西、追求新的东西，开始追寻西方的思潮。
在那个年代，在路边、书店外、或者是台大的走廊，“哪里都能看到大量的盗版英文书、中文书，还是翻译书，是可以感受到台湾在思想文化上，急需新知识、新观念的提供”。
而《思想》就在如此的社会思潮下所诞生。
公共性刊物该具备的条件
《思想》从2006年创刊，至今已经迈入第50期。钱永祥感叹，从事《思想》的编辑工作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思想》，其实是在1988年发行。在新思想追求的年代，主打翻译作品，但在之后因为世界版权公约的关系，需要支付高额的版权费，再加上译者难求，只好停办，直到2006年。
《思想》定位是什么？联经出版官网是这样介绍《思想》的：一个跨越国界的中文论坛。它是一份提供世界各地华人公开分享华人社会课题的一份刊物。
钱永祥认为，一份公共性的刊物，第一、主题要让社会上的读书人觉得跟他有关系；第二、所刊登的文章是作者本身对社会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而不是单纯的阅读报告。第三、不仅限于某个地区。
钱永祥也从未打算把《思想》仅限于台湾地区，如同过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21世纪》，集中了中港台、北美各地的知识份子。中文作为国际语言，钱永祥认为要充分利用这一个条件，去激发和培养公共讨论的可能性。
“大部分的主题，其实涉及其他社会，比如香港，《思想》出过三个专辑，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议题也出过三辑，比如南洋鲁迅、五一三、族群政治。”
《思想》杂志，变成了华人世界共有的一个平台，它能够让世界各地的华人互相看到彼此。
世界华人共享着同样的历史经历
每一个华人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经验与创痛，让这些不同的经验互相交流、接近和了解，钱永祥认为这是很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钱永祥如此重视创痛，是因为可以通过创痛去认识一个社会的营养和理念。
我们在认识一个社会时，通常只认识一个社会明亮、精彩的一面。钱永祥却觉得一个社会真正的重心所在是其中的创伤。
以马来西亚为例子，其他国家的人对于马来西亚的印象大概离不开多元文化、美食国度等美丽的想法。但回归到社会中的创痛，五一三事件一直都是社会中不可被提起的伤害，但却能从中窥探出马来西亚在多元种族和谐相处上所经历过的错误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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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痛的产生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所珍惜的一些价值观受到了伤害，受到了伤害之后就会被掩盖，随后被遗忘。每一个华人社会都有它的创痛，“台湾有、香港有、马来西亚也有”。但很多时候，这些创痛仅仅只保留在当地华人的心中。
钱永认为把这些东西放在公共的地方，去进行讨论、交流，是为了华人社会在彼此间的支持与互动。
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什么？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钱永祥坦诚自己并不是那么敢于讨论，因为这个名词在很多人看来，毁誉参半。
钱永祥认为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并不相同，其差别就在于“公共”二次。很多人并未尽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们仅如同一般的知识分子，只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把自己对于这个社会该有的想法表达出来。
他认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具备以下五点：
- 组织社会普遍的心态和观念
- 能够将这些想法和心态并形诸于文字
- 必须要进行争议，造成不同意见的争议和讨论的可能
- 不去期待事情能够被解决
- 虽说和平共处，但切勿和稀泥
“这些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所应该要负起的一些职责，而这些职责足以显示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定的身份。”
钱永祥：和我不同意见的人在哪里？
如今身处网络科技时代的人们，很多时候会把想法都写在网上。把社交媒体看作为一个现代社会讨论公共议题的平台，钱永祥却认为网络世界是最不公共的。网络织好了一个网络，把意见相同的人绑在了一起。
一个微信群里，如果出现和自己意见倾向不认同的人，这个人就会退群；面子书上推荐朋友，通常只推荐有共同朋友的账号。
“那和我意见不用的人在哪里？和我没有共同朋友的人在哪里？”他问。
就算《思想》是为了打破这种信息茧房的趋势，但也难免会陷入到只剩下一种声音的困扰。
钱永祥过去的时候曾受过自由主义的思想，也了解过左派思想，“也能看出两边的优缺点”，但久而久之，《思想》来稿的大部分都是自由主义派，就有人以为《思想》是一个自由派的刊物。
钱永祥坦言，这种过滤气泡（同温层）的社交情况“太强了，几乎是人性的一部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人类之间永远有冲突 但至少要有一个“北极星”
钱永祥认为，所有社会能够存在下来，就是靠大家相互容忍——我不认同你，你不喜欢我，但是我们还是要一起生活。
“人类之间的冲突永远存在，人类永远不会有一致的意见”。他说。
他分享政治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的暂定协议，如果社会上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共识时，就找一个暂定协议，暂时的安稳下来，让彼此继续保持不同的想法，但共存。
或许会问，为什么就直接不理和我们不同想法的人就好？但钱永祥认为，“这个社会还要继续强大”。
人类要能够进步，就是要看到自己限制、看待与自己不同的人，你要跟更多的人交往，自己才能够知道，原来这个世界那么大。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改善自己，追逐进步。
我们需要“北极星”提供方向感，这种方向感叫做理想，“而这个理想要很大程度上能够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共鸣”，变成整个社会向着一个方向走去的动力。
而寻找理想，和实现理想就要依靠公共知识分子去完成的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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