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事件”33周年前几周，北京几所大学校园陆续发生学生聚集抗议政府防疫措施的事件。虽然最后学生的抗议都有得到校方的回应，情况似乎也都有改善，但部分专家认为，这些抗议显示学生认为防疫政策的问题已大到“不可理喻”的程度。
人权观察的资深中国研究员王亚秋告诉德国之声：“绝大多数人在情况并非太糟糕的情况下，都会选择自我审查，但当有些人在校园抗议防疫政策时，这说明大家觉得政策问题大到不可理喻了，所以他们要反抗，这显示了学生的愤怒程度。”
旅美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也表示，中国大学生在过去很多民主运动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对整个公民社会、网络与大学的管控变本加厉，这使组织抗脂或维权都变得比以前困难，风险也更大。他说：“最近一些在中国大学校园中的抗争，是非常不容易，也值得肯定的，虽然他们并未直接针对政治体制，但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抗争。”
疫情成为中国试验社会管控手段的契机
部分专家也认为，中国政府藉过去两年半的新冠疫情期间，累积控制社会的经验。滕彪指出，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利用高科技与其他现代有效监控的技术，对公民社会进行全面的监视与控制，而在疫情期间，中国政府也累积了更多控制社会流动的经验。
他说：“虽然中国共产党并非在疫情刚爆发时，便想到这么做，但随著中共两年半来超长且过分的管控，它意识到这是个强而有力的维稳手段，所以这个对中国公民社会以及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影响都非常深远。可以预期的是，即便疫情结束，这套防疫措施也会持续。它会把这个‘政治例外时刻’当作一个常态，用健康码这些东西来严密的控制社会。”
滕彪还说，新冠疫情除了为中国政府创造一个试验社会严密监控的契机外，也让中国政府测试了民众的服从性。他说：“人民若不服从，政府便可以把人民随便关起来。中国政府用这个机会测试民众的服从程度。时间长了，大家就慢慢接受了。”
仍有些许空间能持续抗争
王亚秋则指出，与1989年“六四事件”的大规模抗争相比，现在的抗争内容主要是与生活议题相关，但33年前的抗争则是在争取民主与自由等“价值”。她告诉德国之声：“这说明中国当时公民社会的空间比现在大太多了。”
她补充道：“中国从‘六四事件’学到了很多课题，也应用了很多课题，包含若人民要抗议时，便要从一开始便扼杀这些迹象。另外，中国的网络审查也让年轻学生很难接触西方思想，这与33年前中国学生能接触到很多西方思想比起来，差距很大。”
滕彪补充道，虽然民间对政府有所不满，但随著中国政府加强对信息与教育体制的控制，这种“洗脑宣传”的力量也变得十分强大。他说：“中国非常严密的控制体系，让动员大规模抗争变得非常困难。虽然民众的不满不断在累积，但中国政府的管控技术渗透到了社会每个角落，让大规模抗争很能发生。”
但即便情况艰难，33年前“六四学运”的学生领袖周锋锁仍认为，这不代表中国人们不能透过其他方式进行抗争。他告诉德国之声：“我们看到有抗争的地方，往往是有好处的。这些抗争需要人们透过各种方式连结起来，通过敲锅、或在微信上于监控下运用空间去争取。”
他补充道：“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在无所不在的暴政下，人们能如何自治与自救。有很多人仍在不断努力，也的确有一些有成效的事件。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