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应该要追溯到2015至2016之间，当希盟与马哈迪结盟时我就开始发现，马来西亚没有所谓的理想和希望，只有政治现实和权益。我开始从报章书籍寻求另类的政治启发，在政治学习的路途上“追英读美”，目的也是当时对政治还有抱负的我想向他国取经，好让马来西亚政治更公平、开放和民主。
我就以这个开放兼求知的姿态认识了我的左翼英国政治英雄，托尼·本恩（Tony Benn）。遗憾的是，我只能在书籍和国会视频认识在2014年离世的本恩，但本恩凭着激进却不失人情的左派政治，动人演说和对民主的坚持感动了我，也把我拉进了左派这个政治家庭。托尼·本恩的反战、民主的五道问题，和以路标（Signpost）与风信鸡（Weathercock）来区别政客与政治家对我影响甚大，至今他在演说或书籍上所分享的论述我还铭记于心。
我还记得两年前，同是访问专栏作家兼好友唐南发在英国买了一本托尼·本恩从政期间日记和散文当生日礼物送给我，我没有告诉他的是我在一周之内就把书读完了，如获至宝。
没有托尼·本恩和他所传承的社会主义，我也应该不会学习到英殖民的残酷和对马来亚和婆罗州分而治之，美国在北欧的战略部署，又或者是伊拉克不合法的战争。本恩对我其中最大的启蒙是他让我看透了在伊拉克战争，小布什和布莱尔对国际法治的双标。
“西方的阴谋论？”
重点是，这些对英美当权派合理的批判，都是出于自由开放的西方媒体，不是从抖音或中俄官方媒体。这也是为何我对左派近年把英美的一切都归类为“西方的阴谋“此论述纳闷反感，皆因我本身的政治启蒙都是出自于西方的文化和政治输出，也是我长期的政治知识泉水。如果英美的一切果真都是帝国的行为，那他又如何解释像我这种异类，吸取了西方政治的奶水，批判之外也坦诚西方不是”世界万恶的根源“。
美国正走向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
这是为何我感觉我近年与大多左派渐行渐远，也暴露了左派在国际政治上定位的尴尬与无奈。在二战传承下来的世界秩序逐渐崩坏之际，左派几乎在特朗普和极右主义治理下没有尝试转变其斗争方式以抗衡极右狭窄政治，或在国际上提出可接受的替代方案。左派大多数的斗争论述和政治思想还是停留在西方和共产主义的对立。最甚的是，有些左派在对”美帝“的极度厌恶底下，在2024年公然支持特朗普；原因在于特朗普和卡玛拉·哈里斯比较，前者不会挑起战争，也承诺会迅速处理加沙和俄罗斯战争。我那时真的很好奇为何这些身经百战的左派份子会去选择相信特朗普。
事实是，到了2026年，他们之前的分析是有多么的荒谬绝伦。当然以哈里斯为首的民主党也好不到哪里。但大家扪心自问，难道哈里斯会突然向世界施行关税，在委内瑞拉强行拐走马杜罗，又或者企图吞并格陵兰？讽刺的是，这些左派原本以为特朗普的胜选可以加速美国的衰弱；但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正走向一个赤裸的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难道这一切又是在左派的精密盘算下？
在俄乌战争，叙利亚到近周的委内瑞拉，我也难以理解左派近年来如何轻轻带过对普京、阿萨德甚至是恶名昭彰马杜罗在对邻国或自家的侵略或打压。从政治策略考量，难道选民或普罗大众会在乎左派去声援独裁者马杜罗吗？反而聪明的选民因左派不惜代价都要捍卫马杜罗而存有保留？国际社会应当谴责美国无视国际法的举动，但马杜罗不是曼德拉，左派又何必要一并自我牺牲在他的政治祭坛上呢？
左派的问题在于他们深刻了解谁是他们的敌人，但随着世界的转变，他们却无意去尝试改革，论述还停留在西方的虚伪、美国的霸权种种的冷战论述。坦白的说，在冷战时期从政的托尼本恩也有着这种政治思维。而我出生于90后，柏林墙倒塌后的五个月，我们这一代相信的是美国不会为了自由或民主而坚守原则，但美国也不是万恶的根源。英美有他真诚和伪善的一面。美国政府是以色列对加沙种族灭绝的最大支持者，但同时间在美国学院和社会运动的年轻人也是最积极抗衡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打压。
左翼这种非黑即白的政治论述已不适用于90后的我们，在当今的碎片化政治结构更是难以取信他人。这也为何我和左派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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