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写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马来西亚，不幸的人不只是本国公民，更包括数量庞大的移工群体。本地中文媒体习惯将移工称为“外劳”，亦即外籍劳工，本来是一个中性词，在政治人物带头起舞、媒体渲染和大众的污名化下，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标签。为了纠正观念，本文将采用另一个更为中性的名词——移工，以指称跨境接受聘雇的劳工（foreign worker）。
社会大众对移工的刻板印象，不外乎是肮脏、贪婪、易犯罪等负面形象。问题是，有多少人曾经亲身接触来自各国的移工，了解他们在我国工作的处境，每日面对的难题，乃至一般生活起居的日常呢？以星洲日报《大都会》8月6日刊登一则题为《食材价格符合购买能力 关东夜市 外劳采买热点》的报道为例，即可窥探媒体和大众对“外劳”的负面刻板印象。
文中写道“锡米山关东夜市沦为外劳买菜的天堂”，此处有两个问题：第一，锡米山新村和关东村是两个不同的村，记者走访的夜市位于关东村，其地区属于加影，应正名为加影关东村；第二，记者使用“沦为”一词，似乎想指出该夜市在“外劳大举涌入”之后，陷入了某种不好的境地。试问，如果夜市如记者所说，是“外劳买菜的天堂”，成为“外劳村”，有何不可？这是否意味着夜市从此将道德沦丧，或是肮脏龌龊，罪犯横行？
此外，这篇报道屡屡强调“外劳”人数之多，如“该夜市的顾客，外劳占逾60％”，“傍晚6时至晚上7时这段时间，涌入该夜市的外劳人数惊人”，更强调“有的外劳也趁机在夜市场外的路边非法摆档”。记者如此的写法似乎是想抨击“外劳泛滥”的现象，并且强调“非法”之处希望执法单位前来逮捕，以迎合华人读者相同的刻板印象。
该报道也采访了夜市场管理人和一位小贩，从两位华人的口中得知“多数外劳住夜市附近”和“外劳涌入买菜已是平常事”。笔者有几个疑问：第一，如果记者想了解移工的住处范围和购物时间，为何不选择询问移工本人，而是询问华人？第二，若一个地方的多数居民是某族群，该地的夜市出现大量该族群人士，不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另外，报道称“光顾该夜市的外劳以孟加拉、缅甸、越南为主”，但是根据可靠消息告诉笔者，该村的越南人不排除为移工，但数量不多，而且以女性外籍配偶为主。可见，记者未曾向村委会求证，单纯相信“眼见为实”恐怕过于便宜。
笔者认为，移工的人数之多及非法摆摊或许是事实，但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这个冰山一角背后隐藏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若非生活不易经济拮据，相信移工也不愿冒险摆摊进行买卖，而且据当地人士透露，移工如此买卖只是为了将食材以较便宜的价格卖给同乡，这是身在异乡的移工互助的方式而已。但是，媒体和大众经常以华人本位思考，对所有非法活动和人士欲除之而后快，忽略了现象背后更庞大的社会经济问题，身而为人却缺乏同理心，可谓悲悯缺如。
以笔者的经验而言，我接触到各领域的移工，比如大学煮炒摊的越南掌厨、商场的尼泊尔保安、台湾小吃店的缅甸工人，都喜欢探听他们的故事，不是抱着猎奇心态，而是想要了解这些经常受忽视却贡献良多的群体背后的故事。与我交谈甚欢的移工不少，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带着友善态度分享母国的故事，我也从他们口中学到越南语、缅甸语、尼泊尔语、泰语等。如果我知道对方是缅甸人，我就会说maingalarpar（မင်္ဂလာပါ：你好），对方脸上马上就会泛起笑容，屡试不爽。生活不易，这样听到一句家乡话就足以让他们快乐一阵子，可见移工的性情淳朴，知足常乐。只要放下恐惧和歧视的眼光，走入移工的社群，你会发现他们不过是普通人，也和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有可爱与可恨之处。
其实，许多华人在歧视移工的时候，难道没有想过华人也曾被指为“外来者”，要华人“回唐山”吗？只要稍微懂得马来西亚历史，就知道华人的祖先大举南渡来到这片蛮荒之地时，也是和当今的移工一般，只是在异乡卑微地讨生活挣口饭吃，实在是同病相怜。既然华人经常因为受歧视而愤怒沮丧，不喜欢被称为“外来者”，那么面对比自己弱势的“他者”时，为何又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人？
笔者想呼吁媒体从业员，在报道移工课题时需紧守新闻专业，多方查证平衡报道，特别是应该给予弱势者发声的机会和空间。更重要的是，记者在进行提问或撰写报道时，不应该预设立场，尝试制造符合本身立场的新闻。社会大众也应该放下刻板印象，多走入移工社群了解他们，而不是隔着屏幕散播排外情绪。移工的悲歌数之不尽，政府应该妥善对待这些移工，确保其获得与劳动相符的薪资福利，我们作为大马公民也应该感谢并尊重这些移工，愿意从事本国人不愿从事的3D工作。如果马来西亚的百万移工大军集体罢工，我相信那就是我国经济的末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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