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聊到“恐鸟症”，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人怕鸟，她说，有人恐惧锐利的鸟嘴，也有人怕麻雀，因为麻雀小小的但五脏俱全，无法想像那么多器官怎么塞在麻雀小小的身体里，因而恐惧，无以名状。
恐鸟症，ornithophobia，确实存在，美国NBA球星杨（Trae Young）就是一个案例，有趣的是，他效力多年的球队竟是亚特兰大老鹰队，仿佛他每天都背负着恐惧在场上挥汗战斗，甚至对手会印制鸟类海报试图在他站上罚球线的时候吓他一吓——兵不厌诈。
麻雀竟然也可以是可怕的东西，倒是第一次听闻。不过只要翻查历史，就知道东方人对麻雀曾充满敌意：1958年2月，中国共产党发动“打麻雀行动”，动员全国军民之力，铲除“四害”之一的麻雀。欧亚大陆分布最广的雀鸟——树麻雀（Passer montanus），在“大跃进”时代的中国，曾与蚊子、苍蝇、老鼠并列，只因领导人从科学数据得出树麻雀偷吃谷粒的数字足以喂养百万人、破坏收成造成饥荒之非理性结论。
被政治盯上的麻雀
作家韩素音当年因为父亲过世，从新加坡回到北京，碰巧经历了北京城内浩荡的“打麻雀行动”，在《纽约客》发表了一篇读起来魔幻写实意味浓重的，想要相信共产中国却又矛盾困惑的文章〈The Sparrow Shall Fall〉。在她笔下，那场运动是欢腾热烈的，北京城里人人敲锣打鼓地杀麻雀，仿佛只要将一个物种形塑为一个民族的敌人，就可以将之无情甚至雀跃（用这个词也太悲伤了）地消灭。宣传车科学地告诉民众，麻雀飞两个小时就会回到地面歇息，于是第一阶段就是不停地驱赶，要累死它们！几十年后，当诗人余秀华感叹身心不自由而羡慕麻雀而写“那些在草地上蹦来蹦去的麻雀儿/给了我对事物怀疑的快乐/翅膀来自哪里/它们说：飞得高有什么用呢/饿的时候/就会落下来”，如果再考量当年屠杀麻雀时人们使用的攻略，她一定会觉得麻雀更可怜的。
那场“打麻雀行动”据称杀死了上亿只树麻雀。 2011年国际鸟盟预估的全球树麻雀数量约三亿只，可以想见，当年中国杀死了多大比例的树麻雀，更别说其他被殃及的，那些在屋檐筑巢的燕子和喜鹊了。一年后，1959年，中国爆发大饥荒，本来可以控制部分虫害的树麻雀消失了，加剧了危机，共产党也悄悄地将麻雀从四害中除名，甚至还向苏联进口25万只树麻雀以复育这一小巧可爱的物种，要不是及时止血，余秀华那些的迷人的诗里，像是“人间情事/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这样的诗句，就要代换成什么别的鸟类，甚至就没有余秀华了。读者如我忽然也就好奇起来，不知道余秀华诗中的麻雀，有多少是来自苏联的后代。
所幸树麻雀仍是新马常见的鸟类，适应能力强，在郊野或城市都能生存，我老家屋檐就常有麻雀出没，它们钻出那些建筑空隙后，喜欢飞上电线说话，吱吱喳喳不停，作家钟怡雯说：“如果麻雀有生命哲学，大概是‘或者就是要讲’吧”，可惜总有人嫌麻雀吵，在她台湾住的社区，几棵棕榈树无端端被给砍了，竟是因为邻居投诉麻雀吵，让她大翻白眼：“原来天籁也有被嫌的时候”——足见仍有不少人妖魔化着麻雀呢。
从日常风景到情感寄托
那些被驱赶的麻雀，后来出现在钟怡雯家种的吉野樱上，那是她母亲刚去世，她从怡保再回到台湾的时候，家里吉野樱竟开出满树的麻雀，像梦一样，一如母亲离世于她也如梦一样，麻雀寄托的，就不仅仅是日常风景，而是深深人情了。
历史上莫名其妙被盯上的麻雀还真不少，梁文福1990年发行的新谣名曲〈麻雀衔竹枝〉就因为歌词里有几句广东与福建话，在禁止方言的新加坡无法登上公共电台与电视台，直到二十三年后才解禁——细读歌词，喂，一点也不敏感嘛～
麻雀是无远弗届的国族寓言与个体抒情。
从余秀华的爱与自由，到钟怡雯的乡愁，到年轻一代诗人梁馨元诗中那只“住在我体内”的麻雀，麻雀已成为生理状况的不可回避，“啄伤我多半的欢愉”的那种，命定的，演化偶然性之苦闷，在意识的深处。
当然，也可以单单欣赏这小小野邻居的单纯可爱，那标志性的黑脸颊、聒噪与呆萌模样，像日本摄影师中野さとる镜头定格的瞬间，或是动漫里化身鬼杀队传信使的“啾太郎”，每天给懦弱的善逸一些，善意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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