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企业的破产数量持续增加。这究竟是出现根本性结构问题的迹象，还是一场最终甚至可能有利于增长的市场洗牌？
德国经济的现状究竟有多糟糕？企业破产数量常被用作衡量经济状况的一项指标。根据德国哈勒经济研究所（IWH）的一项研究，今年6月，德国人合企业及资合企业的破产数量比2016年至2019年（即新冠疫情前）同期的平均水平高出80%。
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和小微企业未被纳入统计范围，因为它们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人合企业及资合企业的破产则关系到90%受破产影响的就业岗位以及95%受破产影响的债权总额。
哈勒经济研究所破产研究负责人斯特芬·穆勒（Steffen Müller）指出，2026年第二季度，德国企业破产数量创下了二十年来的最高纪录。鉴于近几个季度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破产境地，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德国经济多年来一直步履蹒跚，原本预期在今年出现的复苏恐怕只会带来微弱的增长。企业大规模裁员的消息却层出不穷：大众汽车称，未来几年可能削减10万个工作岗位；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采埃孚（ZF）计划至2028年裁减1.4万个职位；博世（Bosch）则计划在2030年前，仅在德国就削减超过2万个工作岗位。显然，陷入困境的不仅仅是汽车行业。
咨询公司 Horváth的一项研究显示，去年，德国工业领域流失超过10万个工作岗位，今年预计还将流失多达10万个岗位，涵盖汽车制造、机械工程及建筑业。
是市场洗牌，还是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问题？
问题在于，眼前的这一切究竟是必要的市场洗牌，还是归因于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
企业破产也可能产生积极效应。当低效企业退出市场时，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专长便得以释放，从而流向生产力更高的经济领域。这一过程会带来符合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创造性破坏”原则的增长。
如果因破产而失业的人能迅速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那么这更倾向于表明是市场洗牌。事实上，失业率的上升速度现在确实较为缓慢，失业者通常能找到新职位。但是，哈勒经济研究所的穆勒（Müller）告诉德国之声（DW），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婴儿潮”一代正陆续退休，而且欧盟内部的移民流入也已停止。这也意味着，劳动力的流动未必是从低效企业流向高效企业。
新创企业数量带来希望
不过，德国破产管理人与受托人专业协会（VID）董事会成员尤塔·吕德林（Jutta Rüdlin）也指出，在关注破产数据的同时，也应关注新创企业的数量。她说：“尽管初创企业申请破产的比率高于平均水平，但与上一年相比，新创企业的数量还是有所增加。”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新成立的企业数量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0%以上。
“多年来，我们确实观察到以增长为导向的初创企业数量在增加，”穆勒说道，“这是个好消息。许多企业活跃在人工智能领域，这无疑是一线希望。”他认为，这表明，我们目前正经历某种结构性转变。
破产原因多种多样
与此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并没有哪个特定行业遭受了尤为严重的冲击。穆勒指出：“一年半前，工业领域出现了较多的大型企业破产案例。”如今情况已发生变化。当前的破产趋势波及所有行业，这反映出存在结构性薄弱环节。
尽管如此，建筑和住房行业受到的影响还是更为显著，这主要归因于利率变动。酒店餐饮业正因最低工资上涨而举步维艰，能源密集型企业不得不应对飙升的能源成本；零售业也正深受消费者行为转变的困扰。
不过，吕德林补充道，导致企业破产的原因通常并非单一。以往经验表明，经营稳健的企业对外部冲击具有较强的抵御能力。对于那些本已面临根本性困难的企业——例如商业模式陈旧、管理决策滞后或未能进行必要转型——诸如伊朗战争等冲突事件往往会成为引发破产的催化剂。
新冠疫情的滞后效应正逐渐显现
更多表明市场正经历洗牌的另一个因素是疫情的持续影响。危机期间，许多企业获得了财政援助，现在需要偿还——其中包括一些即便在正常情况下也未必能存活下来的企业。因此，吕德林认为，我们仍需考虑源自新冠疫情时期的滞后效应。这位破产问题专家认为，现在的情况是市场洗牌与结构性弱点相互叠加。
哈勒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穆勒对形势的看法更为严峻。他指出：“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次市场洗牌，更关乎德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他提到，破产水平已处于“红色警戒区”。“尽管我们尚未看到大范围的连锁反应或银行陷入困境，但我们确实正经历着重大的结构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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