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构思一篇散文，想写自己用公共交通通勤时的所见所闻，又想写自己近来在老家听说的一些奇葩事，我在手机的记事本里写了几段，终究找不到写下去的劲儿。
灵感枯竭的话该怎么办好呢，突然记起曾听过一集由两个台湾新生代作家蒋亚妮和吴晓乐对话的Podcast，吴晓乐说自己赶进度时会去很贵的咖啡厅买很贵的咖啡，坐着一整天写作，这样能让她有一种——既然我出门花钱买了那么贵的咖啡，就不能辜负这笔钱，离开咖啡厅时必须要“带走”一些东西——的心态。
我决定效仿这名台湾作家，到吉隆坡闹市的一家星巴克，发誓一定要把这篇文章写好。
这种黄金地区的连锁店总是高朋满座，堂食外带还是外送的客人全挤在柜台。店员又在用极快的语速告诉我只需要3令吉就能够为咖啡升等，我愉快说好，其实我向来对咖啡品质不考究，只是自视甚高地认为我一声拒绝会让店员心碎。他如其他分行的店员一样把我的名字写错，五分钟后大声念出这个错的名字，再把这杯昂贵的咖啡递给我。
背着笔电拿着滚烫的咖啡杯找位子又是另一门考验，有的座位只适合三五好友围一圈聊天不适合长时间用笔电，适合用笔电的桌子又配一些没有椅背的椅子，就算是桌子椅子的结构都理想，偏偏座位附近又没有插座。
我选了咖啡厅正中央的十二人大桌，和陌生人一起共享工作空间。左边是一群做小组作业的大学生，右边是一组聊正经事的男女。我戴好无线耳机，但是蓝牙却不知何故一直连接不上，尝试了好几次决定作罢，想到要忍受咖啡厅其他顾客聊天的声音就觉得有点沮丧，决定继续带着耳机，至少能隔绝一些噪音。
我打开了Microsoft Word打了两行字，思绪打结，就开始刷手机看WhatsApp有什么新信息。放下手机后，看着自己“升等”的咖啡若有所思，又忍不住拿起手机拍下来放上IG限动，抱怨店员把我的名字写错。细心选好限动滤镜和字体终于发了出去，接着漫不经心地刷手机，每隔10秒就查看有谁浏览过我的限动，跟回复我限动的朋友有一句没一句地对话。等我再把手机放下，目光重返电脑屏幕上的Microsoft Word时，余光却不经意瞄向坐我斜对面的大学生Kevin。
他应该叫Kevin吧，至少他面前的抹茶星冰乐杯子是这么写的。他面前有讲义和电脑，但却沉浸在手机里的短视频应用程序，那些抖音神曲听着令人烦躁。据我观察，Kevin至少刷了好一阵子才放下手机老实翻讲义，纸上有折线图、长条图和派饼图。我假装不经意地望向左边，和Kevin一起来的大学生们一人一部苹果笔电，人手一叠讲义，桌面上有星巴克冰饮也有大学生最爱用的特百惠水瓶，配一个麦当劳纸袋。Kevin的朋友（我见不到他杯子上的名字）低声和另一个同学讨论了功课，我听到他们说Pie，还以为他在讨论数据图表，直到看到咖啡厅员工捧餐点过来，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的派。
我正要继续写，咖啡厅又传来非常响亮的笑声，一桌上班族围成一圈不知讨论什么事情笑成一团，有几个男子的衬衫背部湿透了，看来刚刚从外面的烈日下走过来。
我循声望向那桌上班族，又顺便瞥了一眼右边的男女，是穿着时尚的马来女子和一名身穿衬衫的得体男子，他们表情严肃地讨论一些课题。马来女子的面前有一个文件夹。细听之下，才知道男子是律师，手拿文件的马来女子是他的委托人。女子丈夫计划纳妾但她不肯，她希望能以原配的身份入禀伊斯兰法庭阻止这桩婚事。律师开始和委托人分析利弊，我听不太懂专业的法律术语和伊斯兰词汇，但我明确听到他拿一个国会议员纳妾官司作案例。
我看着毫无进度的文章开始自责，突然发泄般快速敲打键盘把当下的情绪全写下来，写了五百字又写不下去了。我又开始在左顾右盼，看到两个穿着紧身健身装束的壮硕男子经过咖啡厅中央大桌，两人一前一后，走在后头的那名男子对着前面的同伴说：哇你的“卡称”练到很美，难怪杀敌无数。被称赞的男子笑说没有啦，两人打闹着离开咖啡厅。我瞥见Kevin和坐在身边的同学相视一笑。
我继续埋头敲字，直到身边的大学生们站起来开始收拾东西，他们热烈地讨论待会晚餐要去哪吃。原来已经到了晚餐时间，右边的律师和委托人早已不在，我居然专心到没发现他们离开。键盘声敲打了一个下午，总算把这几小时的见闻，写成过千字文章。
我完成我的文章，并决定下次到咖啡厅工作时，也会戴耳机假装听其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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