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Finsource Media主办的“2025年财政预算案座谈会”于10月28日举行，特别邀请了首相安华的政治秘书曾敏凯、Finsource集团创办人程志彬、拉曼大学经济学教授黄锦荣博士，以及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SERC）执行董事李兴裕等嘉宾，从宏观经济、企业扶持和社会平衡等角度，就政府刚宣布的2025年财政预算案探讨其影响和挑战。
2025年财政预算案亮点回顾
来年财案的重点之一，是确保马来西亚经济的持续复苏与转型。此次预算案的总拨款达到4210亿令吉，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运营支出占79.6%，发展支出占20.4%。值得注意的政策包括：
总体来看，2025年财政预算案呈现政策转型方向。拉曼大学经济学教授黄锦荣博士说——“我们已经脱离了疫情经济，所以不再谈振兴；我们谈转型，所以在国民看来，并没有太多糖果。”
提升经济基础 伴随物价上涨
维持经济增长、照顾弱势群体福祉，包括低收入者、单亲妈妈和残疾人士，两者都是政府的目标。但显然，物价上涨、增税范围扩大，我们不禁疑问——如何照顾人民福祉？
首相政治秘书曾敏凯首先解释，2025年财政预算案中政府的三层战略——提高天花板（合理化提高物价），加强地基（避免剥削），并在中间层（行政）精简不必要的浪费。
黄锦荣看来，一个良好的国家经济政策，是国民在面对经济困境时，不会因一次失误就被彻底摧毁。反观政府此次财案的策略，即是提升整体经济水平，确保经济下滑时不至于跌入谷底。
支持新创公司 鼓励女性重返职场
Finsoure集团创办人程志彬则表示，2025年财政预算案从商家视角来看总体较为正面，包括政府为鼓励女性重返职场及企业支持员工照顾年长亲属，提供了相应的50%税务回扣，这一举措被视为一大亮点。
不仅如此，程志彬还特别强调，政府对新创企业的支持力度显著增强——国库控股设立的国家基金（NFOF）将于2025年拨出3亿令吉，以支持创投基金经理在新创公司中的投资。公务员退休基金（KWAP）旗下的Dana Perintis同样加大力度，将在2025年提供2亿令吉予本地新创公司，以推动其发展。他认为，这些支持不仅为新创公司提供了更多融资渠道，也展示了政府对创新产业及其在经济复苏中的作用的高度重视。
然而，对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SERC）执行董事李兴裕来说，政府决定不推行消费税（GST），而仅对销售与服务税（SST）进行调整，可能会面临挑战。“SST透明度较低，且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收入目标，也可能引起企业和消费者的不满。”此外，提高投资者股息税2%的政策可能对外资构成压力，导致部分外资流失，同时也可能阻碍一些有志创业的年轻人进入市场。
巩固半导体上游技术 最大化劳动生产力
“政府的总体目标不仅限于满足当下需求，而是采取一个从长远出发的整体决策。华裔社会不应仅以商业角度看待政策，还需要注重对国家整体政治环境的理解”，曾敏凯解释。
他提到，政府的长期经济方向围绕三个重点：推动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NIMP）以提升生产力，发展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以强化发电能力，及推动国家半导体战略（NSS），着重在技术上游的突破。曾敏凯也说——
马来西亚在半导体领域的下游已经有非常完善，而且具备地理优势，处于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借助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在半导体领域的上游技术有所进展。
为了实现这些转型目标，曾敏凯特别指出，马来西亚目前有约3000万人口，但大马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6%，男性为82.9%。因此，提高劳动力参与率，特别是女性全面融入职场，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
有钱人就该被开刀？应缓解阶层对立
此时，主持人JC劲程抛出一个问题——向富人征税，减少他们的开销，是合理之举吗？
黄锦荣指出，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向富人征税，补贴低收入群体是政府平衡社会收入分配的必要举措。然而重点在于，政府在推行政策时需要避免使用极端措辞，以免加剧社会分化。好比说，被称“Mahakaya”的T15群体等标签可能引发阶层对立情绪。
与此同时，李兴裕提醒，向富人征税的正当性在于税收的合理使用，特别是要确保税收用于发展社会公共福利，而非过多地投入行政开支。他指出，2025财案总开销4210亿史上新高，其中3350亿令吉是行政开销，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财政结构。
我缴的税去了哪里？
行政开销的失衡，背后带动的思考是——臃肿的公务员体制是否已经让政府吃不消？2020年至2023年期间，政府共支付1167亿令吉的退休金。据此推算，每年政府需要约300亿奉养退休公仆。
政府有没有可能更严格管控？曾敏凯指出，公共服务局（SBA）直接监督与管理的直属联邦公务员只有约30%，部分州属则各自负责地方公务员的录用。另一方面，政府正推动福利改革，以提高雇员公积金（EPF）的模式，逐渐减少传统退休金（pencen）发放，从而减轻未来的财政压力。然而，这一政策转型期需要考虑原有退休金保障，并为新雇的老师提供更高的公积金福利，以确保公平的退休保障过渡。
行政开销源于税务所得，但倘若税款主要用于冗长的行政支出，则可能削弱公众对税收体系的信任。如何让人民心甘情愿缴税，成为了政府的一大关键。
黄锦荣补充道，从一些高税国家如瑞典的经验来看，透明的税收政策和合理的社会福利安排能够赢得国人对税收政策的支持。在瑞典，尽管富人的税率相对较高，但因为他们看到了税款最终用于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福利，所以愿意承担这些税负。
可见，税收是否能用于真正造福民生的项目上，民众都看在眼里。如果税款的使用与民众需求相契合，国人便会更积极缴纳税款，形成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