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年在台湾生活的阿耀，因父亲离世回到大马，却发现父亲生前已改变宗教信仰，身后事交由相关程序处理。现实与梦境交错之间，一颗从树上坠落的榴莲，不只砸中祖先的头，也砸进一整个家族的记忆。
2025年，《人生海海》入围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原著剧本。荒诞的情节背后，是马来西亚再熟悉不过的现实：制度、宗教、历史与家庭彼此缠绕。但廖克发并不打算用苦情讲述这一切——“我从一开始就不想要它那么悲情。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是要那么苦情。”
《人生海海》选择以“重喜剧”的方式回应这些沉重命题。正如他所说：“艺术并不需要高雅或难懂。”当现实难以言说，幽默，反而成为一种更贴近地面的表达。
幽默，作为一种创伤防御
旅台马来西亚导演廖克发最新剧情长片《人生海海》4月16日在马来西亚公映。这部以家国多重离散、政治、宗教等议题为背景的电影，对比《菠萝蜜》、《由岛至岛》等过往作品，探讨的层面仍不轻盈；然而，剧情跌宕起伏之际，一种黑色幽默就这样浮出水面。
廖克发认为，这种幽默出自人物面对困难的方式。
“马来西亚人聊人生或政治困境时，很多时候有一种自我幽默的口吻。我觉得这就是一般老百姓说故事的方式。”就像坐在嘛嘛档（Mamak）里互相调侃，一来二去，也就把日常的困难倾吐出来了。
而幽默之于现实，无疑是一种防御机制。“当一个人讲自己的苦难、讲自己不幸的遭遇，如果是用玩笑的方式讲，其实是一种心理创伤反应。倘若有一天，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公开地讨论相关事件，这种防御机制或许就不再那么容易被触发。”
人倾向的叙事模式，总是与当下的社会环境切身相关。大马文化中机智的鼠鹿（Sang Kancil），正是一种与强权周旋的隐喻——体型微小却十分机敏，让大象、狮子等强者屈服，战胜看似无法撼动的存在。
类似的寓言遍布各地，而藏在隐喻之下的，往往正是一个民族，乃至一个社会内部难以直视的经验与记忆。
离散之后，身份的归属在何处？
《人生海海》谈论大马华人家庭的困境，叙事固然建立在某种历史和族群伤痛之上；然而，廖克发有意让民族叙事在其中退后一步。对他而言，《人生海海》要说的就只是一家人的故事，并不代表所有大马华人。
“大马华人社会是非常具备多元性的，如果你觉得‘不是这个民族的人就不是我们的人’，这个观念就是民族主义。我对这个观念比较小心和谨慎。”
自人类社会组成以来，无论单一或多元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无处不在；太多误解、分裂、战争由此而生。这些年流转各地，从大马、新加坡到台湾，廖克发始终带着一种警惕的思考：
为什么这世界需要那么多民族主义？人本来就不是一个群体长一个样，并不是说你共用一种名字，这群人就长得一模一样。
《人生海海》中谈的离散不只是华人先辈下南洋，也是游子离乡背井，以及边缘族群在大马的境遇。在这些人群的移动中，各种身份不断流动、不断重构，不一定要有所谓归属。
电影背景涉及净选盟（Bersih）社会运动时期，各个族群都有不想装睡的人，上街为国家未来发声。廖克发指出：“一个人的身份不由肤色和语言构成，反之从自身认可的价值观中建构、生长。”
二十一世纪地球村，移民已经是非常平常的一件事，人们在不同文化间自由穿梭。此刻，个体更应该向内追问的反而是——“你在哪个地方可以把自己实现得更好？”
“根长在自己身上，人去哪里，根就在哪里。”——《人生海海》
陈述历史无需悲情
个人记忆和历史叙事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很多时候，只要某段个人记忆不符合国家叙事的方向，就不会被所谓国家记忆所承载。小人物的声音自此消弭在宏大叙事中。
廖克发认为，许多民族主义，来自宏大叙事下的集体创伤经验；而个人记忆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会在民族主义框架之下被牺牲。
正因如此，当我们谈论自身民族的伤痕，需要格外警惕陷入悲情论述；若只停留在自我怜悯，便在无形中复制排他性。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境遇，除了诉说苦难，我们仍有更多值得展开的思考与行动。
当我说自己是一个华人，不是为了把自己归纳成某个群体，然后将其他族群排除在外。我想要承载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也想要承载一种集体责任。
什么是集体责任？在谈论历史时，不只承载自身民族受害的记忆，也要勇于承载加害于他人的记忆。
廖克发说，华人在这片土地上不只是受影响的一方，在某些历史阶段与具体社会情境中，不同族群之间在资源与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曾出现复杂的互动与张力。
《人生海海》中，父亲李榴莲烂赌、欠债，为了生计，带儿子阿耀往返新加坡走私轮胎。“像蛇一样绕来绕去才有路。”父亲说。这一躲藏、闪避，乃至在夹缝中求生的隐喻，并不专指向单一族群，廖克发指出：“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人。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都有民族主义者，也都有抗争者。”
“抢尸案”与影像的思考
一宗“抢尸案”展开《人生海海》的荒诞旅程，吊诡的是，类似的案件的确在大马社会中曾引发讨论与争议，不同立场之间长期存在分歧与张力。
影像，是否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真实？廖克发认为，即使事件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电影始终不是纪录片，剧情片更依赖情节的流动带领。况且——“真实并非只有单一面向，它非常取决于你用什么观点去看待事件。”
即使拍一部纪录片，也不一定能将所谓真实呈现到观众面前。不同导演秉持不同观点，提出的问题也不一样；若声称自己还原了某些真实，是一种过于武断的说法。
在他看来，创作者始终只是众多视角的其中一个，而真实必须由观点碎片组成。“你可以拍真实的素材，但所有影像都倾向某方面的虚构。我们能做到的，只是掌握这些真实的碎片。”
我作为一个人，只能提供我作为一个碎片的观点；同理，当其他人看见同一件事情，他也会有他的碎片。将不同的碎片拼凑起来，未必能够完整，但这个结果才叫真实。
此外，创作者的空间不取决于现实环境，而是自己制造的。即使活在荒谬的社会，还是必须怀揣内心的自由，为自身创造一个创作空间。换个角度来看，荒谬是被比较出来的。
“类似的个案曾在本地社会引发讨论与不同看法，在不同制度背景下，这类情况可能被视为是难以理解的事情。”
他指出，在一些不同法律与制度框架的社会中，类似情况可能会通过法律途经被进一步讨论与处理。
在笼子里长大的鸟会以为飞翔有罪。当然，如果要跟伊朗、印度、南美洲发生的社会事件比较，他们会更加荒谬——一切都是相对的。
人要对所在的现实提出质疑，对廖克发而言，影像更多时候作为一种提醒存在。
历史住在我们的身体里
《人生海海》，电影标题像一个时代下分离又聚合的图景，人群被历史与命运的潮汐推着行走。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不住在过去的历史中，但历史住在我们的身体里。”
一个人想把哪些记忆保留下来，并非天然的抉择，它关乎伦理也关乎政治。我们当然可以假装某些事情从未发生，但那些被压抑的记忆，真的会消失在时空的缝隙中吗？
当我们谈及个人对记忆的选择，似乎无可避免地延伸至集体；然而，廖克发也认为，集体道德必须源自于纯粹的个人意志。在面对集体记忆时，也需要为个体保留理解与选择的空间，而不只是单一的情绪或立场。
不要用所谓的集体去给出压力，也不要用苦情强迫大家必须记得某件事情，你必须记得每个人都有选择权。
小至家庭关系，大至文化历史的漂流与扎根，所有隐匿、逃离、夹缝生存中，是个体的挣扎与选择。从前祖辈为了留在大马，反复练习马来语，只为获得一张蓝色身份证；如今社会上仍有类似处境的人群。
历史从未离去，在所有似曾相识的境遇当中，都有过去的影子。凝视未曾消散的痕迹，也像凝视所有在时代与地域缝隙中漂流的人——像波浪被推动、被分散，却仍在时间中走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