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是今年五月份知道低成本制作的潮汕电影《给阿嬤的情书》在中国国内大红，热度还延烧至潮汕人聚居的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对煽情、苦情或矫情的电影向来退避三舍，又怕是那种“海外华人需要认祖归宗”的主旋律，因此电影虽然火红，一开始并没打算看。
后来知道中国各大影院除了普通话，普遍也提供潮汕话原音版，颇为难得。毕竟一部以地方语言拍摄的电影能够风行，说明“普通话霸权”也有其局限。参考了不少影评和片段，听到亲切的潮州话和看到熟悉的曼谷街景，决定给它一个机会。
父亲节当天，老朋友罗炜雄包场请大家看《给阿嬤的情书》，感念他父亲当年下南洋，开启了不同的家族历史。我荣幸受邀，欣然入座。
必须说这是我近年看过最好的电影之一，感情戏处理得恰到好处，故事流畅，没有过度煽情或美化角色，笑点还比泪点多，说明艰难时代的故事还是能够以轻松利落的方式呈现，不一定要故弄玄虚，搞一堆不知所云的巫术、隐喻或符号。素人演员表现尤其自然，潮州风味十足，凸显了导演选角的要求和功力。
我特别喜欢电影把五十年代的曼谷拍得很浪漫唯美，尤其是AI还原当年的耀华力（Yaowarat，即唐人街），以及湄南河边上黎明寺（Wat Arun）那一幕，都让我十分想念这座我曾经生活了将近五年的城市。
如果真要挑剔，大概就是戏里面的侨批写得过于文雅，有点不太真实，因此这只能是其中一个南洋华侨的故事。我看过爷爷奶奶以前和海南岛大姑一家的侨批，一点都不文绉绉，旨在互报平安和家里需要之类。或许真有不少文字优美的侨批，只是我见识浅薄而已。寄物资回乡下倒是当年普遍发生的情况，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爷爷奶奶就寄过猪油和布料回“唐山”，如今盛世中长大的中国年轻人恐怕难以置信。
当乡情被赋予政治意义
至于坏人为什么是南亚人？打死郑木生的是“番人”（泰国人）？这些都是合理的提问，应该由导演亲自来解答。
导演虽然在泰国做调研时遇到中国情怀强烈的泰国华人（泰华），却没有刻意把这个元素强加到电影当中。例如泰国出生长大到年老的谢南枝母子都没有任何“认祖归宗”的向往，直到电影结束，他们依旧只是泰国的潮州人。如果真是统战电影，大概免不了一些很官方的场景和对白了。当然，认祖归宗也是个人的选择和权利。
后来中共统战部捡到一把好枪，介入大肆宣传是另一回事，它不干这事就失职了。问题是如果一部纯粹讲述泰国和中国潮汕家庭故事的电影，就可以左右东南亚华人的国籍认同，那么这种国籍认同也太薄弱了吧！成天怕别人看了中国电影会被统战，不就像伊斯兰党一直恐吓马来人不得参加非穆斯林的活得那样可笑吗？
如此看来，新加坡联合早报之前一篇文章表达“统战”隐忧，显得过虑。事实上，将近半个世纪的“讲华语运动”和英语至上的政策以后，新加坡已经演变成以英语为主、华语为辅的华人社会，各个籍贯的语言已然式微，讲方言的家庭近乎零，一部潮州话电影，断无颠覆国家认同和语言政策的可能。坚持必须配华语上映、原音版本只能个别安排，只会凸显新加坡政府这方面的僵化，也难怪网民不满情绪日益明显。
被遗忘的泰华历史
虽然电影主要突出中国和泰国潮汕人之间的乡情，戏里面泰华当年对华文教育的执着也不应该被忽略。或许有人质疑在地泰华需要中国来的老师“教化”吗？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例子。我以前在曼谷联合国难民署工作，有个中文口译同事是第二代的泰国客家人，他父亲在五十年代就从广东梅县请了个老师到曼谷私下教邻里的华裔孩子们华语和客家话；当年英殖民的马来亚和新加坡，也有不少中国人南来教学，并非导演凭空虚构。至于电影中的女主角、泰华谢南枝从略懂中文到后来居然能够教孩子们朗诵李白的《将进酒》，是否过于夸大？可以讨论。
这部电影很显然专注于描述潮汕人在异地的艰辛和情义，对政治背景的着墨不多，当然也考虑到中国官方的限制。例如二战以后的二十年，泰国当局一直在处理泰华同化的问题，而且手段相当严酷。1945年9月的“耀华力事件”，军警扫射曼谷唐人街、泰华与之对抗反击，正是因为当地华社当时主要依旧效忠中华民国、即使泰王生日仍坚持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此后，泰国政府加速同化。1948年，军人出身的銮披汶（Plaek Phibunsongkhram）二度出任首相，继续推行二战以前的强制同化政策，严禁华校和华文报。我另一个海南籍贯的泰国前同事就和我说过，她父亲二战后从海南岛海口搭船到曼谷投靠亲人之时，年仅十五六岁，入读当地一所海南会馆所办的学校。和《给阿嬤的情书》情节不同的是，她父亲离开中国不是害怕被国民党征兵，而是家里在文昌乡下有农地，怕被共产党对付，因此祖父变卖田地让儿子趁早逃离到泰国。銮披汶颁布同化政策后，前同事父亲的学校坚持上课，军政府竟派出军人和警察上门抓人，双方对峙了一阵，最后以关闭学校为结束。
这样的情景，被美国人类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记录在他的著作《泰地华人》（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当中，我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读硕士班之时，曾经在图书馆抄录过重点，可惜几次搬迁，笔记已不知去向。重点是泰华如今看似“融入”泰国社会，其实是国家威权逼迫所致，并非理所当然。
这位海南籍贯的同事不谙华语，遑论海南话，因此非常羡慕我还会说海南话，每次见面都叫我“海南大哥”。她说小时候父亲和她说过海南话，后来在学校被其他同学听见，说他们家是“共产党”，他父亲从此就只跟她说泰语。
认同背后的时代记忆
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国家留下的负面影响就是“输出革命”，支持印尼、马来亚和泰国共产党；冷战期间最支持美国的泰王蒲眉篷，就利用“泰华等于泰国共产党”来凝聚泰国人的国家认同，同时软硬兼施，逼使泰华接受同化政策并给于所有商机，终于在七十年代以后塑造了效忠泰国的华人社群。这样敏感复杂的政治背景，《给阿嬤的情书》的导演蓝鸿春即使知晓，也不可能放进电影当中。
说到底，这是一部温情甚至带点文艺色彩的电影；既然导演只想说好侨批的故事而非历史纪录片，我就不会把个人的政治理解加诸其上，虽然当年的侨批，恐怕也压下很多政治上的痛苦不表。
至于一些长辈看了电影有所感触，是人之常情；哪怕唤醒他们对所谓唐山的记忆，也无可厚非，但那未必是对中共作为一个政权的认同，顶多是一种潜意识中的大中华情绪。我年轻时候很不屑老一辈华人的大中华情结或对毛泽东的崇拜，如今人到中年，看着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政客不计政党背景的丑陋嘴脸，还有在种族/宗教极端分子面前的窝囊，慢慢能够理解那个年代华人的悲情，也就不那么执着了，虽然我还是坚持毛泽东治国无能，文革有罪。
对我而言，最没有资格批判“中国认同”的是那些已经移居国外、拿到美国、澳洲或新加坡居留权甚至公民权的人。他们自己生活在一个发达的国家，享受所有的便利又无需烦恼种族/宗教极端份子的叫嚣，又何来资格提醒别人如何“活得像马来西亚华人”、“不要自认中国人”云云？不过矫情伪善、自命清高、甚至自我炫耀而已。
这样看来，《给阿嬤的情书》虽然没什么深度，到底还是一部感人肺腑的清新电影。至少它不谈什么国家，只谈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和情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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