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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学生领袖:流亡37年仍盼归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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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中国军队在北京街头向和平示威者开枪,造成数千人死亡。曾经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讲述了自己为争取民主所作的抗争,以及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

37年来,吾尔开希的体重增加了,头发也已斑白,也不再像他1989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时那样垂落在额前。

但有些事情始终没有改变。

1989年,他是中国学生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6月3日晚至4日凌晨,当坦克驶入北京市中心、士兵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时,他就身处天安门广场。关于遇难人数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数据,外界估计死亡人数高达3000人。

吾尔开希是维吾尔族人,当年位列中国通缉名单第二位。在香港活动人士及其父亲的帮助下,他得以逃离中国。经由香港、法国和美国,辗转流亡,最终定居台湾。如今,37年过去了,他仍无法返回中国。他并未因此沉默,仍一如既往地,毫不掩饰地批评中国政府。

2024年5月19日,曾参与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在台湾台中接受采访。(图片来源:德国之声)

“我试图向世界传达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政府不仅对中国国内的和平异议人士构成威胁,也对整个人类文明构成直接威胁。”57岁的吾尔开希于今年6月3日在东京的一场活动上表示。

他说,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北京在国内压制不同意见和批评声音、打压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问题视而不见,希望通过接触和合作促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一些国家把贸易和经济利益置于人权之上,但如今看来,似乎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

对民主的追求

“2001年,中国获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当时人们寄希望于此举能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并最终孕育出民主制度。”吾尔开希说,“虽然这一愿景至今仍未实现。”

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美国以及其他所有国家似乎似乎都对中国存在着根本性误解。他们认为中国受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驱动,但这并不正确。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犯罪集团,其唯一的驱动力就是对利益的贪婪追逐。”

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实行戒严后,一群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在北京街头包围了一辆满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的卡车。(图片来源:德国之声)

不过,他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至少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而作为一个商人,他乐于施加压力。

他说,中国领导层不断谈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与台湾和平统一”,同时又不排除使用武力,而中国民众则长期受到这一宣传的灌输,以与党的目标保持一致。

“中华民族是否复兴,其实并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事情。”吾尔开希说,“他们唯一在乎的,不过是让自己银行账户后面再多一个零罢了。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群普通的鸡鸣狗盗之徒。”

警告各国谨慎与中国开展贸易合作

吾尔开希同时警告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政府,某些投资项目表面上看似是正常的商业交易,实则仅服务于一个目的,即为中国领导层敛财并巩固其权力。

他举例说,中国国有企业中国远洋海运集团(COSCO)持有汉堡港福地(Tollerort)集装箱码头24.99%的股份。此外,其他中国物流企业也在汉堡运营配送中心,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全球货运网络。

吾尔开希表示,中国企业在当地开展活动带来种种挑战。

1989年六四事件里标志性的“坦克人”照片:一名男子独自伫立,阻挡着一列正沿北京天安门广场前的长安街向东行驶的坦克。(图片来源:德国之声)

回顾六四

1989年4月,因主张改革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悼念活动,并逐渐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旨在争取更大程度自由化与民主化的社会运动。

数以千计的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并仿照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树立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作为推动党内改革和民主诉求的象征。

当时吾尔开希在北京上大学,读第二个学期,正逢学生运动寻找领袖,吾尔开希脱颖而出。

通过发起绝食行动,他成功促使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与学生直接对话。随同赵紫阳到场的,还有后来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

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手持扩音器,向绝食的学生们讲话。站在他身后左侧的是温家宝。(图片来源:德国之声)

然而,局势很快发生变化。

政府放弃谈判,转而动用武力。镇压来得十分突然:数千名士兵驾驶坦克和装甲车进入天安门广场,并发射实弹。数千名示威者以及部分安全人员在冲突中丧生。

如今,吾尔开希将中国形容为一个“暴政”,认为其他国家必须予以抵制。

他说,如果国际社会不对中国政府政治施压其他国家、侵犯较弱邻国利益的做法提出反对,只会助长北京提出更多要求。

为坚持批评付出高昂代价

吾尔开希表示,自己持续公开批评中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这些年来,他曾多次尝试返回中国并投案,希望能够被捕并在法庭上回应政府对他的指控,但每次都被边境部门阻止。

中国政府拒绝其父母出境,吾尔开希与父母始终无法团聚。他说很希望能再见父母一面,哪怕只是隔着监狱的探视窗。

“我返回中国的计划从未改变。”他说,“流亡生活是一种精神和心灵上的折磨。我已经在海外生活了37年。去年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自以为已做好一切心理准备,但在得知消息那一刹那依旧溃不成军。”

“每一天,我都希望能够回到那个国家,拥抱我的父母。”他说,“如今,我再也无法拥抱父亲了。但我仍希望有一天能够抱到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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